马 尔 罗 生 平

一九三三年新年伊始，《新法兰西评论》开始连载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人类的命运》，至六月份连载完毕.紧接着，伽利玛出版社发行该书的单行本.《人类的命运》刚问世，立刻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各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读者竞相购阅，每加印一次，很快又销售一空，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窗橱便摆出第二十五次印刷本！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获得该年度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并被列入“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本来不大出名的作者也一跃而跨入“法国第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部有口皆碑的作品所描写的并非在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是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当然，作者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不是要反映中国革命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而是通过几个出身不同、国籍不问、观点亦不尽一致的人物，在前后不到一个月内的不平凡经历，着力探讨“人类的命运”这个重大课题。

这部书的作者就是三十岁出头的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

安德烈·马尔罗于一九零一年十一月三日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正如他很少谈及自己的个人经历而成为一个“传奇式”人物那样，他对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一向讳莫如深，因此，对于他父辈的家境，世人知之甚少。据说他父亲曾在列宾竞赛（发明展览会）中搞过一些诸如起动器、防滑轮胎之类的小发明；又有人说，他曾替一家美国银行当过代理人。一九零零年，菲尔南·马尔罗跟一个汝拉山区的农家女儿贝尔特·拉米结婚，因夫妻感情不和，五年后分居，一九一五年正式离婚。

父母分居后，年仅四岁的马尔罗随母亲搬到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投靠在那里开杂货铺的外祖母。

一九零六年，马尔罗入当地一家私立学校。他自小便对书籍有着特殊的爱好，常常流连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渐渐地也就摸到一些书业的门道，竟干起了“二道贩子”的行当，在旧书摊上搜集一些廉价而他认为有价值的书，拿到克雷书店去交换或倒卖。由于从小跟书籍接触，他很早便读过莎士比亚、司各特、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等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一九一八年临近毕业时，他竟放弃高中毕业会考资格，离开学校，去给出版商当助手，开始独立谋生。后来，在谈到二十年代的文学贫困时。他曾对于连·格林说道：“您希望他们作些什么呢? 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人生好比一个市场，在那里可以买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不是用钱去买，而是用行动。大多数人什么也没买到。”的确，马尔罗固然重视书本知识和前人的经验，但他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体验。因此，首先要有行动。然后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马尔罗后来所写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亲身经历一次重大行动的结果。

一九二零年，马尔罗开始在文学杂志《行动》上发表评论文章，从而结识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在该杂志的第十二期上，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安德烈·纪德的论文前半部分，当时已牢固地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的纪德十分赞赏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说他从论文中看到了“一种洞察力和一种奇特的敏锐眼光”。从此，这两位属于不同的两代人的作家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共同的文学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二一年四月，马尔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纸月》。他一面继续从事出版业，一面抓紧时间学习各种知识。这期间，他对艺术和考古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巴黎的各个博物馆和美术展览会，并利用余暇，到东方语言学校参加旁听。同年，他认识了一位比他大四岁的犹太姑娘克拉拉·戈尔德施密特。不久，两人同游意大利，回来后，他们不顾克拉拉父母的反对，正式结为夫妻。

一九二三年十月，马尔罗夫妇怀里揣着一张来历不明的官方介绍信，乘船来到当时仍在法国统治下的印度支那。动身前夕，他翻阅了大量有关东方文化的资料，因此，一踏上高棉的土地，他便直奔吴哥窟附近的丛林，在一个林中寺院中摘到一批石雕，准备卖到美国，以解决经济急需。可是，刚把这批古代雕塑运抵金边，他便接到拘票。经长达七个月的审理，马尔罗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的罪名判刑三年。马尔罗不服，向西贡法庭提出上诉。获无罪释放的克拉拉只身回国，呼吁文学界营救马尔罗。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法国《文学消息》周刊发表了纪德、莫里亚克、莫洛亚(1788一1967)、阿拉贡(1897—1982)、杜伽尔(1881—1958)、布鲁东(1896一1966)等二十位名作家的联合请愿书，对金边法院的判处“表示遗憾”。十月，西贡法庭受理马尔罗的上诉，改判一年徒刑，缓期执行。

马尔罗的这次冒险旅行，历时一年之久，辗转于金边、西贡之间，耳闻目睹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后来，他结识了一个侨居西贡的法国律师莫南，并通过莫南，接触了反抗殖民制度的“青年安南”运动的成员，从而使他思想上发生明显的转变。

接到西贡法庭的改判书后，马尔罗立刻动身回国。但过了三个月，他又陪同夫人再次踏上印度支那的土地。不久，他跟莫南创办了《印度支那报》。他俩轮流执笔，在每一期上都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殖民主义对印支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主张印度文那必须在法国庇护下实行政治改革。殖民当局对这份温和的报纸仍有所不容，给印刷商施加压力，致使该报被迫停刊。—九二五年八月，马尔罗夫妇来到香港，准备弄一批印刷设备。这时正值省港大罢工进入高潮，他们只逗留了四、五天，从耶酥教会的神甫那里搞到一台旧印刷机后便返回西贡，重新兴办《枷锁中的印度支那》。这份刊物每周只出两期，印刷质量较差，但观点更为激进，办了几个月，马尔罗夫妇终因无法筹措经费，只好放弃这份刊物，借几位中国朋友的资助，购买船票，于年底返回巴黎。

刚一回国，马尔罗便将《西方的诱惑》一书的手稿交给了出版商。一九二六年四月，《新法兰西评论》刊载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同年七月，该书由格拉塞出版社出单行本。作者通过分别在对方国土旅行的一个法国青年和一个中国青年以书信形式交流各自观感，表达了马尔罗本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思辩和忧虑。之后，他继续为《新法兰西评论》撰写文学评论，并于一九二八年担任伽利玛出版社的艺术部主任。其间，他与纪德、瓦雷里(1871—1945)、杜伽尔、德里约·拉·罗歇尔等人过从甚密，并活跃于作家、文人聚会的场所。他以能言善辩、思想深邃而给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八年三月初，《新法兰西评论》开始分五期连载他的《征服者》，同年夏末，单行本问世。这部小说以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为背景，着力刻划了革命营垒中的几个不同人物。主人公加林是瑞士人，作者把他当作“征服者”式的革命家和资本主义制险的反抗者而予以肯定。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加林是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和冒险家，据他认为，革命本身比革命目的更为重要，因此，他投身革命，无非是要探求个人存在的价值以保持思想自由和摆脱他称之为“荒诞”的东西。另一个人物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在领导工人罢工的斗争中，这个毕生致力共产主义的职业革命家与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之职的加林通力合作，先后击败英帝国主义、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发起的种种破坏和进攻。工人领袖、年轻的中国人洪是个地道的恐怖主义者，他一直得到加林的同情和支持，但因他的个人行动危及革命事业的整体利益，鲍罗廷根据共产党的指示，把他处决了。鲍罗廷与加林终因对革命的认识存在重大分歧而分道扬镳。这部作品虽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同情，但通篇没有塑造出这场罢工斗争的胜利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作品问世后，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反响，尤其引起马尔罗与托洛茨基之间就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马尔罗一再申辩：“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小说体的中国革命编年史，因为它的重点是放在个人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上的。”

一九三零年，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了马尔罗的第二部小说《王家大道》。这部作品把背景移到作者非常熟悉的高棉国土，描写考古学家克洛德·瓦奈克在冒险家佩肯的陪同下，沿着古代王家大道，深入到高棉丛林去寻找寺院遗址，但佩肯掌握柬越边境地区的政治秘密，因而怂恿克洛德去援救被越南南部山区的梅村人拘禁的囚犯格拉博特的冒险经历。《王家大道》虽成书较晚，但从作者的思想演变过程和创作道路来看，它的酝酿和构思显然比《征服者》要早。该书发表后虽然没引起多大轰动，却获得一九三零年文学联合奖。

继一九二九年游历苏联的敖德萨和伊朗的伊斯法罕之后，一九三一年，马尔罗夫妇启程作第一次全球旅行。此行的目的是为伽利玛出版社计划举办的“希腊—佛教比较艺术展览会”搜集素材。途中，他曾踏入中国国境，据说到过广州、上海、北京、东北等地，但他本人从未提及，也不否认别人的这种推测。一九三二年旅行归来后，他着手撰写酝酿已久的《人类的命运》，为此，他特地搬到他的朋友、一个亚洲问题专家埃迪·杜佩龙的别墅住了些时日。该书于一九三二年底完成，次年一月至六月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连载。发表时，他把这部作品题献给埃迪·杜佩龙，以感谢他的支持和帮助。

该书的情节梗概是：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加紧策划反革命活动。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筹集武器，三月二十一日深夜，父母早亡的青年知识分子陈大欧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他身上搜出一份预定交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合同。由陈大欧、中共中央委派的代表混血儿乔·吉佐尔、曾参加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人卡托夫和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德国人海默里希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在海上截获了这批武器。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爆发了，这几位革命者分别率领工人民兵和纠察队投入英勇的战斗，配合北伐军解放了上海。在起义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面临破产威胁的帝国主义财团与国内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勾结，由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出面，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要求蒋派兵镇压起义，并答应给以财政资助。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一面调集嫡系部队控制该城。一面组织流氓打手地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一味妥协退让，表示愿意交出工人武装。在这危急关头，陈大欧和乔·吉佐尔毅然前往武汉，去找第三国际代表团。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沃洛金以革命力量薄弱，且缺少武器为由，主张在上海要与蒋介石协调一致，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可以把武器交出去。乔和陈非但没得到这位代表的支持．反而受了一顿训斥，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抵制他的错误指示。返回上海后，陈大欧单独行动，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卧车，适逢蒋不在车中，陈行刺末成，被警察当场打死。不久，在蒋介石掀起的惨绝人襄的镇压中，卡托夫和乔·吉佐尔亦先后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和诱降，乔坚贞不屈，在狱中服毒自杀。卡托夫被敌人活活烧死。乔的妻子梅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东渡日本，然后经海参威到莫斯科，以继承她丈夫未竟的事业。

这部小说发表后，引起评论界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表现了作者可钦佩的智慧”，“标志着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开端”，而一些右派报刊则把它称作一部“卑鄙的共产主义小说”，说书中的某些章节表现了“不健康的英雄主义趣味。”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战争的阴云在欧洲上空弥漫。直接置身社会现实生活的马尔罗，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作出了选择。三月二十一日，在“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举行的集会上，他发表公开讲演：“德国法西斯主义向我们表明，我们正面临着战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制止它。但是，我们是和一群聋子打交道，他们是不会听我们的，我们只有以威胁对付威胁，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的位置是在苏联红军的队列中。”同年年底，马尔罗与纪德共同发起争取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的政治宣传活动，并先后出任世界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委员会主席和世界争取释放台尔曼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一月，他和纪德前往德国柏林，打算向希特勒请愿，抗议审判国会纵火案的无辜受害者，但希特勒不敢露面，而让戈培尔出面把他们打发走。

一九三四年夏天，马尔罗和共产党员作家阿拉贡、尼赞、波兹奈以及进步作家布洛克等人，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届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在苏联逗留期间，他见到了斯大林，并会见了高尔基等苏联作家。

在积极而又频繁的政治活动中，马尔罗的政治思想也演进到一个新的高峰。一九三五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轻蔑的时代》，叙述德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卡司纳被捕入狱后，另一位同志从党的利益出发，冒名顶替，牺牲自己，换取了卡司纳的自由的事迹，讴歌了德国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统治下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狱中表现的团结友爱精神。在这篇小说里，马尔罗第一次明确表示赞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他在三十年代政治立场向左转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三十年后，当马尔罗成为一个戴高乐主义的忠实信徒的时候，他自己却对这部作品采取否定的态度，称它为“蹩脚的作品”。

一九三五年六月，全世界作家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马尔罗担任主席团成员。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内战，马尔罗以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立刻飞往马德里，对战争的局势作了十多天实地调查。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发起了募捐运动，筹集了—笔资金，搞到了二十几架飞机，组成一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志愿空军中队。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也授予他上校军衔。他率领这支空军中队，数十次驾机执行装炸任务。尽管这支临时拼凑的空中力量缺乏良好训练，但全体战斗员凭着勇猛顽强的精神，在麦德林战役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挽救马德里的危急局势作出过贡献。马尔罗后来曾得意地把这次战役称为共和国军的“第一次胜利”。经几个月的激烈拼搏，“马尔罗飞行中队”伤亡重大，能投入战斗的飞机所剩无几，马尔罗本人也两次负伤。一九三七年二月，当战局稍为稳定后，马尔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光荣地回到巴黎；旋即又应美国一些民间团体的邀请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各地作声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和募捐活动，被美国政府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的革命分子。

这半年直接参战的不平凡经历给马尔罗留下极深印象，他在紧张的战斗和访问活动的间隙，一直坚持写作。一九三七年底，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希望》。这是继三部“亚洲系”小说之后的第一部“欧洲系”小说。《希望》先是在《晚报》上连载，继而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作品记述了马尔罗本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塑造了一批为共和国利益而并肩作战的各种不同立场的人物形象。这部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与前三部“亚洲系”小说不同，没有一贯的情节，而是象电影剧本那样，由许多简短的场面和对话组成。从题目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探讨在革命行动中的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友情与纪律等一系列问题，表达了他对西班牙战局的乐观情绪和对人类前途所怀有的希望。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只有左派才会喜爱《希望》这本书。这部作品问世后，受到左派报刊的普遍赞扬，然而，曾为《人类的命运》喝彩的评论界反应却极其冷淡。

为了扩大该书的影响，一九三八年一月，马尔罗亲自动笔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组织了一个志愿摄制组，奔赴战火纷飞的西班牙战场进行拍摄。当时，正值法西斯空军狂轰滥炸，拍摄条件极其恶劣，但摄制组人员怀着满腔热情，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许多珍贵的轰炸场面的实景镜头。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敌军攻占巴塞罗那前的几个小时，摄制组才从城里撤出。回国后，摄制组在摄影棚内继续完成收尾工作。可是，影片预定公演时，适逢法德宣战，达拉第政府发布了战时新闻检查法，这部影片遂遭禁演。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望》才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反应十分强烈，获一九四五年度路易·德吕克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响，一贯站在反战反法西斯前列的马尔罗立刻以行动作出反应。他再次投笔从戎，报名参加空军未获批准后，又在装甲部队当了一名列兵。一九四零年六月，他在战斗中负轻伤被俘，过了五个月战俘生活后，一次，他趁外出麦收的机会，跟几位难友逃出了战俘集中营，到了法国南方的自由区。不久，他企图与在伦敦组织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取得联系，要求加入“法国内地军”的空军部队，但由于联络员中途被捕，这次尝试未获成功。

其间，马尔罗情绪曾一度低落，认为局势已无可挽回。一九四一年九月，萨特成立“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组织，曾专程从巴黎骑车赶来约请马尔罗和纪德加入，但他对这种纯属由文人组成的抵抗组织没有多大信心，婉言予以拒绝。

之后，他蛰居乡间，潜心写作，完成一部半自传体性质的小 说《与天使的斗争》，原打算通过外交途径将稿子转交美国出版社，但他尚未来得及这样做，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寇占领南方自由区，与英、美的联络渠道全被切断，马尔罗只好把手稿的前半部分寄往瑞士，以《阿滕堡的胡桃树》为题于一九四三年在洛桑出版。后半部分始终未见问世，据作者本人称，手稿已被盖世太保焚毁，但研究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阿滕堡的胡桃树》调子低沉，主要叙述“我”在大战期间被俘，囚于当作俘虏营的一座教堂里，在这个掺合战争恐怖和宗教肃穆气忿的奇特的场所里，“我”回想起父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以相类似的经历以及他在战前的一些生活片断。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集中体现在“我”的父亲参加的在阿滕堡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这次论会的中心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个能够使‘人’这个概念得以立的依据?”作者的结论是，人只有通过艺术创造才能接受和超越自己的境况，战胜命运并改造世界。这种观点为他日后的创作下了注脚。

与克拉拉分居后，马尔罗跟他早年认识的约赛特·克洛蒂斯相好，一九三七年三月，两人曾一同前往美国访问。在完成《与天使的斗争》这部手稿后，马尔罗和克洛蒂斯带着他们的新生儿，迁到法国西南部的游击队活动中心，找到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罗兰。通过罗兰的介绍，马尔罗与受英国指挥的“特别行动计划”组织取得了联系。一九四四年三月，罗兰被捕入狱，这次事件促使马尔罗放弃消极态度，再次采取了行动。他化名为贝尔瑞上校，投奔游击队，利用自己与“特别行动计划”的关系，成立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联合指挥部”，把自成体系的各个游击队集结起来，并争取到伦敦的援助。马尔罗成为抗击纳粹占领的游击队中的神奇人物，明显地靠拢戴高乐派。

不久，马尔罗受伤被捕，关在图卢兹监狱。游击队立刻开展积极营救，先是对德国卫戍司令施加压力，警告他说，若杀害马尔罗，游击队将把四十名德军俘虏统统干掉；接着，游击队又以重金贿赂盖世太保军官，使马尔罗免遭酷刑迫害。—九四四年八月，德军败退，撤出法境，马尔罗及其狱中难友被盟军解救出狱。出狱后，马尔罗出任有两千余人的阿尔萨斯—洛林旅指挥官，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参加了四次较大的战役，为解放法国北部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九四五年三月，他率领队伍到达斯图加特，受到德拉特尔将军的嘉奖。

一九四四年六月，戴高乐就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马尔罗毫不含糊地支持戴高乐的行动方针。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巴黎召开“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大会，马尔罗在会上公开表示，戴高乐政府不仅是法兰西的政府，而且是解放的政府、抵抗运动的政府，并呼吁在“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建立起一种共产党式的严明而有效的纪律，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抵抗运动。他这里所说的“新的抵抗运动”，言外之意，是指法国面临共产主义威胁。自从一九三九年大战前夕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后来苏联在国内肃反出现“过火”现象，马尔罗便对共产主义产生一种幻灭之感，并从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转变为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国家主义的信仰者。他的这次讲话必然地受到左派组织的攻击，马尔罗本人也陷入内心矛盾的痛苦之中。但他的这种明朗态度深得戴高乐的赏识。同年夏天，戴高乐亲自派人跟马尔罗联系。八月，马尔罗第一次拜会这位临时政府首脑，并被召进将军办公室协助工作。十一月，戴高乐又任命他为新闻部长，从而揭开了马尔罗政治生涯中的新的一页，在此后二十多年间，马尔罗始终以戴高乐的忠实追随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一九四六年一月，戴高乐退出政府，马尔罗也跟着辞去部长职务.他跟戴派上层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们一道，积极开展争取戴高乐重新执政的运动.一九四七年四月，戴高乐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马尔罗参加起草联盟章程，并担任该联盟的宣传干事

五十年代初，马尔罗基本脱离党派活动。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他深居简出，埋头写作，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少有过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事变之后，他并没履行他原先提出的“小说是表达人类悲剧的得心应手的方式”的信条，去从事小说创作，而是转向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在这段时期，他先后完成《沉默的声音》、《想象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和《诸神的变异》等著作。其中《想象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含三大卷：《雕塑艺术》、《艺术创造》和《圣祠中的浅浮雕》。这是一项属资料性的“大型工程”，作者搜集了世界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珍品的图片，并根据这些图片去阐述自己的观点。这部著作与其余两部艺术哲学论著以及分别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发表的作为《诸神的变异》的续集的《非真实》和《非时间性》，主要阐明这样一个中心论点，那就是“艺术是对命运的一种反抗，整个艺术史应被看作一部人类的自我拯救史”。马尔罗的这种唯艺术观，无疑引起西方哲学界、史学界和美学界的激烈争论。拜占庭艺术史学家乔治·杜图伊就曾著书三卷，反驳他的这种观点。

一九五八年五月，法国开展了一个实现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大规模行动.马尔罗正在突尼斯旅行，因而未能参加。月底，在他返回巴黎后的第三天，戴高乐接见了他.六月一日，新内阁组成，马尔罗当了文化部长。同年十二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随即任命马尔罗为“分管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马尔罗一直保留此职至一九六九年六月蓬皮杜继任总统后才辞去.

在出任文化部长期间，马尔罗完全委身政务，整整十年没从事文学创作。他忠实执行戴高乐的内外政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持强硬态度，坚决维护政府利益，引起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和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甚至为“一二一宣言”签名一事。与自己的亲生女儿佛罗朗丝断绝了关系。可是，随着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改变，马尔罗的态度也就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其强硬程度，也十分引人注目。他在国务会议上公开宣布，他将登上“第一列装甲车”。与企图谋反的驻阿尔及利亚的死硬派将军们决一死战。他的这一举动招致秘密军队组织的怨恨，继—九六二年一月萨特的寓所被炸后，二月份，马尔罗的住处亦遭受问样厄运。

在文化事务方面，马尔罗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购回一些流失国外的名画原件，对巴黎建筑的外表进行全面整饰，修复七座古代建筑，在全国设立五十七个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法国文化艺术珍品总目，在各大城市建立“文化之家”。然而，马尔罗主管的文化部没多少实权，对出版、广播、电视、学校及青年社会教育等文化生活几乎无权过问。

一九六五年夏，六十四岁的马尔罗因健康欠佳，遵照医生的嘱咐，搭乘轮船前往新加坡旅行。途中，他开始撰写《反回忆录》。到了新加坡，他接到戴高乐的一封信，建议他借此机会到中国一行。经法中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作出安排，七月十七日，马尔罗在香港接到中国方面的正式邀请，于是以戴高乐的特使身份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正式访问，参观了洛阳、西安、延安和北京等地，并分别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接见。后来，他把这次访问的观感和几次会谈的纪要写进《反回忆录》里。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改变对华政策，在访华之前，特意把已经离任的马尔罗请到白宫，征询他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反回忆录》是一部巨型著作，长达六百多页，于一九六七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发行，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轰动。马尔罗对这本书“相当满意”，认为它将向人们表明，他是“本世纪最大的作家”。《反回忆录》既不是生平传记，也不是历史，完全打破时间顺序。他认为“人不是按照年代顺序形成的……确定人的地位的是经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经历重新看到他的一生，而不是为了使传记臻于完善而去叙述他的经历……”他在这部作品中，详细地记述了他从一九一三年他祖父去世到一九六五年访问中国这四十余年间的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他自己，只是由于他的不寻常的经历而出现在这些历史片段之中。“这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经历过的。”

一九七六年，伽利玛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绳与鼠》。这部作品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叙述了他从一九六六年的非洲之行到一九七二年重病住院的一些经历。同年，伽利玛出版社还以《生死界上的镜子》为总题目出了一个专集，共收进《反回忆录》、《被砍伐的橡树》、《悼词》、《拉扎尔》、《黑矿石的头》、《过客》等篇目。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尔罗在巴黎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卢浮宫的方形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共和国总统和全体政府官员出席了追悼会。二十年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主持，将其灵柩正式迁葬于法兰西共和国“先贤祠”内。

（摘自刘扳盛著《法国文学名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稍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