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的 状 况 (1933)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

午夜过后，在法租界内某旅馆的一个僻静的房间里， 陈用一把匕首暗杀了酣睡中的军火买办唐寅达，从死者身上搜出一张向上海北洋军阀政府出售枪支的交货单。陈顺利地出了租界，来到陆幼霜和比利时人赫麦利奇合开的唱片店。这儿是约定的会合地点，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乔·古佐尔和其他三名同志正等待他。

二月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委派乔重新组织起义力量，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乔组织起近二百个战斗小组。每组二十五人，但只有组长配有武器。起义者急需获得装载在“山东号”货轮上的这批为数可观的枪支。雨夜中的城市正酝酿着一场战。明天起义者将里应外合配合正在向上海挺进的北伐军，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

乔重新审听了一遍由他亲自灌制的做联络暗号用的唱片，吃惊地发现他听到的竟完全不象是自己的声音。卢告诉他，每个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辨别出他人的声音，却不习惯听到自己讲话。乔拿到陈带来的交货单，连夜找到一个破了产的法国古董商葛拉比克，想利用这个人经常与警察合伙倒卖军火的关系，设法让船离开锚地，开进港口，答应给他一笔酬金作为回报。

乔和他父亲住在法租界的一所四合院里。老吉佐尔是法国人，他已故的妻子是日本人。乔在日本读完高中以后就参加了中国革命，在广州、天津等地组织工人。他这个被白种人视为“贱民”的混血儿终于在穷苦人中找到了知音。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要使每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获得尊严。在他看来，凡是人们愿意无私地为之献身的事业，多少都是因为它能够体现人的尊严。老吉佐尔过去在北京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因传授革命思想而被张作霖解聘。他从不参加实际斗争，但深深地理解儿子的事业。他深居简出，借鸦片烟为自己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以此逃避绝对的孤独，那孤独是甚至连他对乔的爱都不能使他解脱的。

乔回到家里，见到了因失眠而尚未入睡的父亲，把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关于唱片的感受告诉了他。老吉佐尔说，那是因为人是用耳朵听别人的声音的，只有堵住耳朵，才能从喉咙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乔的德国妻子梅回来了，她是一名医生，领导着一所为革命者服务的地下医院。她坦白地告诉乔，今天下午她和一个男同事发生了肉体关系。乔表面上漠然处之，声明他一向认为她是自由的，心里却不由得产生了一种连自己都耻于承认的嫉妒和苦楚的感觉，突然觉得他所爱着的妻子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另一名起义领导人、俄国人卡托夫来找他，他们一同定出家门。夜幕依然笼罩着沉睡的城市，乔行走在卡托夫身边，陷入了沉思。他又不禁想起了唱片给予他的启示，醒悟到人的心灵对外是关闭着的，别人眼里的他只不过是他的所作所为，而只有梅才能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只有他们之间的爱情才能战胜孤独，是他心目中唯一的与死亡同样强大的力量。

杀人的亲身体验在陈的心里造成了无法排解的焦虑、苦恼，他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急不可耐地在当夜求见老古佐尔，请求他的帮助和指点。陈自幼失去双亲，被叔父送到一所路德派教会学校读书，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他身上几乎荡然无存，这决定了他与他人之间的精神隔膜。自从进入北京大学以后，他多年来始终把老吉佐尔视为精神上的师长，后者改变了他的信仰，使他在英雄主义行动中找到了超凡脱俗的另一种体现形式。老吉佐尔通过同他的短暂的谈话，终于明白了陈已经不能满足于与起义者的共同战斗，暗杀活动已经对他形成了某种诱惑，只有他自身的死亡才能加以解脱。但是，他要赋予死亡以某种意义，寻求一种尽可能崇高的死。

凌晨，卡托夫率领十余名伪装成政府军的工人，登上“山东号”汽轮，夺取了武器。北伐军直逼上海。二十二日上午，全市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下午一时，二百多个战斗小组同时向分散在市区的各警察所发起攻击，夺取武器，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占了市政府、火车站、桥梁等，并包围了兵营。法兰西——亚细亚康采恩的总经理费拉尔看到他的在华利益即将受到威胁，忧心忡忡地来到法国巡捕房。他根据从这里获得的情报判断，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关系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完全可以不失时机地利用蒋介石来扑灭上海的工人运动。他约见上海金融巨头刘，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国共合作即将完结，起义如果成功，共产党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要求刘召集上海金融实业界的头面人物，向蒋介石提供五千万美元的援助。费拉尔是一个周身燃烧着征服欲的人。他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垮台后，来到亚洲从事实业，但他始终念念不忘的是重返巴黎政界，向议会报复。他骄傲的性格决定了他永远把和别人的关系当成一种对抗，甚至包括和他的情妇瓦莱莉的肉体关系。

北伐军乘胜进入上海。国民党军队的代表奉汉口政府的指令，要求起义者交出武器。在这之前，乔等人已经获悉，新的上海市政府成员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占多数。广大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支持北伐军，上级却不允许他们进行土改，后方的一切工人运动也都被禁止了。乔对这些做法深表怀疑，决定亲自前往在汉口的第三国际代表团驻地，反对交出武器，主张中共脱离国民党。陈不顾劝阻，也擅自来到这里，要求暗杀蒋介石。负责上海地区工作的代表沃罗金坚决反对在目前局势下与蒋介石决裂，命令他们立即缴械，以缓和国共紧张关系。乔与陈据理力争，但未能与对方达成任何妥协。乔认为，第三国际正在执行一条错误路线，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巨大威力，必将在朝夕之间扼杀革命。汉口沉寂浓重的黑夜压在他的心头，他想到，在全中国有多少人和他一样，正面临着在党的纪律和同志们的牺牲之间作出抉择。他决定尽快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工人武装。

四月十一日，陈带领两名同伴袭击蒋介石的汽车未遂。于是，他打算单独行动，采取更稳妥的方式，与蒋介石同归于尽。他在攻占警察所的战斗中，曾和起义者们共同浴血奋战，但他心灵深处的孤独却是无可挽回的。当他做出决定以后，他如释重负地感到了彻底的解脱。 当天夜里，他怀着狂喜的心情，携带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汽车，被轧断双腿，随即开枪自杀。然而他并不如道，蒋介石没有坐在这辆汽车里。

十一日是蒋介石要求起义者交出全部武器的最后期限。交际广泛的葛拉比克事先得到消息，告诉乔“山东号”事件暴露了，连他自己也被牵连在内，他打算明天回法国去，及早脱身为妙，无奈旅费不足。乔预见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开始了。他答应替葛拉比克筹划部分旅费，并请求他设法探听一些更为详尽的情报。双方约定当天夜里再碰头。

费拉尔被告知，蒋介石将于当晚采取行动，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他感到自己的全部资本连同他本人的命运都依附于这世界上的各种力量，只有瓦莱莉是依附于他的。然而，当他如约去会她时，竟被她嘲弄了。他在酒吧里和老吉佐尔进行了一番纯哲理的讨论。老吉佐尔对他说，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和了解永远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他作为一个“人”所处的状况，每个人都希求以不同的方式摆脱这种状况，成为人类世界中的超人。人类的梦想就是能够象神明一样地无所不能，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的人格。

葛拉比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情报：蒋介石下令于当晚十一点钟包围所有的共产党机关。可是，他却在与乔约会的时刻流连在一家赌场里，把仅有的一点现钱、自己的性命和乔的性命都押进了赌注，惨输而归。他知道这下他可把乔断送了。乔和梅未能见到葛拉比克，便双双前往中央军委所在地，乔不幸被捕。老吉佐尔闻讯后，赶到葛拉比克的住处，托他向警察头子柯尼希求情释放乔。葛拉比克出于内疚，硬着头皮去见柯尼希。当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很不妙时，便放弃了营救乔的企图，化装成一名船员，混上了开住法国的客船。

午夜，大屠杀开始了。所有的工会组织和共产党机关同时遭到袭击，拒捕者被就地枪决。赫麦利奇回到唱片铺，发现他久病不愈的妻子和垂危的婴儿都被敌人用手榴弹炸死了。命运夺去了他热爱的、拥有的一切，结果却使他得到了彻底的解脱。生活对于他曾是最大的痛苦， 多少次他都由于妻儿的牵累而不能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他立即回到正在浴血奋战的同志们身边。战斗持续到拂晓，卡托夫受伤被俘，赫麦利奇侥幸逃出战场。

乔被临时关进刑事犯监狱。在隔壁牢房里，一个疯子不断地嚎叫，被惹恼的看守动辄就用皮鞭抽打他。其他犯人们为了落得清静，居然赞成这种侮辱人的做法。乔为人们这种态度感到震惊和耻辱，他挺身而出，加以制止。柯尼希提审乔，威逼利诱都未能奏效。在一所学校的风雨操场里，关押着二百名受伤被俘的共产党员。卡托夫和乔被分头押送到这里。附近一辆机车凄厉的汽笛声响彻在苍茫的暮色中，使整个大厅笼罩着一派阴森森的气氛，所有的人都明白：他们将分批被投入那火车头的炉火中，活话烧死。面对着死亡，乔的内心感到平静与满足。他的死和他的生命是同样有意义的，一个人如果不愿意为生命而死，这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等死是消极的，他应当有所行动，于是，他吞下了藏在身上的毒药。乔死后，躺在他身边的卡托夫感到一阵孤寂和痛苦。有两个中国青年想到要被烧死而害怕起来，卡托夫以极大的毅力作出了他生平最了不起的赠予，那是比他的生命还要贵重的：他把自己的毒药分给了他们，自己昂然走向那吼叫着的火车头。

次日。乔的尸体被扔了出来，梅把它抬回家。对于老吉佐尔来说，乔意味着他的一切，是乔的存在把他与世界、与人们联系在一起，没有乔的世界已对他失去了任何意义。他感到心灵深处震颤着一种本质上的痛苦：生之为人的痛苦。那是他永远也无法摆脱的。

七月的巴黎。在法国财政部长办公室里，费拉尔请求各大财团资助他，以重振法兰西一亚细亚康采恩在中国的事业。可是，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对蒋介石政权的稳固性表示怀疑，一致否决了他的建议。费拉尔毕生的事业宣告破产。

老吉佐尔离开了上海，避居到日本神户他内弟家中.梅继续从事着革命斗争，她认为，革命并没有死灭，不过是患了一场重病..她曾写信告诉老吉佐尔，莫斯科中山大学聘请他去讲学，然而始终没有得到他的回音。翌年春天，梅来到神户，约他一同前往苏联，老人平静地拒绝了。他既然完全地摆脱了生与死的束缚，因而也就不再怀有任何信仰了。他鼓励梅说，应当去爱活着的人，不要再留恋死者。梅与他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