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 服 者(1928)

一九二五年六月，我接受了友人加林来信中的建议，乘船离开法国前往广州，到他那里去工作。

旅途中，我们通过船上每天发布的无线电报，获悉了广州工人举行总罢工的消息。广州政府下令抵制英货，香港工人破坏了机器，黄埔军校也开始了非常行动。旅客们焦灼不安的神情表明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其目标在于打击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象征——香港。

几天后，我到达西贡，见到了国民党驻交趾支那的特派员杰拉尔。他向我介绍了目前罢工的形势以及罢工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瑞士人加林——的简要情况。他说，他仍两人分别代表着广州政府中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者。在加林领导的宣传部里，聚集着一批冒险家，革命的感情在他们身上就好比荣誉团勋章获得者对军队的感情。他们从未能接受平凡的社会生活，对个人的存在要求过多。他们本想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可是现在万念俱灰，也来做些有用的事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虽不那么有力，但具有较多的聪明才智。第二类人是鲍罗廷式的职业革命家，对于他们，中国革命就是一种原材料。他们非常讲求实际，富于实干精神，勇猛顽强，主要集中在工人运动和军队里。杰拉尔交给我六千美元，嘱托我转交广州政府，告诉我这笔钱几乎都是苦力、码头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们捐献的。

我急于赶到广州，却不得不在这里等待班船启航。不断有消息传来，英国殖民政府的官员接连被暗杀。杰拉尔说，这些恐怖分子的领袖是一名姓洪的中国青年。洪是个出众贫苦的孤儿，一个定居在广州的意大利穷商人雷贝奇很同情这个倔强勇敢的孩子，教他学会了法文，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雷贝奇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在他的熏陶下，洪接受了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加林看中了洪面对生活的勇气以及他在相当一批中国青年中的影响，把他吸引到自己身边工作，同时把穷得混不下去了的雷贝奇派到西贡来了。杰拉尔带我前去拜访了他。

当我在香港登陆时，这里的总罢工也开始了。没有脚夫，店铺都关了门。面对三十万不愿再受奴役的中国人的消极抵抗，英国土兵的卡宾枪显得那样软弱无力。然而，罢工的一位组织者德国人克莱思带来的消息却不很乐观：用于维持罢工工人生活必需的经费即将枯竭。软弱无力、左右摇摆的广州政府却迟迟不下决心颁布旨在彻底摧毁香港经济的禁运法令，而鲍罗廷和加林只能以顾问的身份行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幕后操纵者程泰不赞成第三国际代表团的强硬路线，竭尽全力阻止法令的签发。同时，英国人豢养的陈炯明部队正伺机进攻广州。

我和克莱恩乘夜船前柱广州。我怀着渴望重逢的心情，回忆起一九一八年我和加林在马赛港的离别。他当时年仅二十四岁，却已经由于四年前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被判刑，此外，他还接近过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虽然厌恶自己出身的资产阶级，但他并不爱穷人，他从未确立任何明确的政治理想，并不想推翻或改良现存制度，只是切身地感到社会荒诞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渴望着动乱的时代，随时准备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风险，以求最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和强权。他并不追逐财富、名望和地位，勇于冒险，不患得患失，在机会面前从不退缩。他接受了当时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法国人朗贝尔的建议，进入广州政府宣传部。十个月以后，他担任了宣传部负责人，用严厉手段改组了这个清谈馆，并且建立了一支从属于他的政治警察部队，使这个机构成为政府手中的得力武器。

我终于见到了分别六载的加林，看到他满面倦容和病态，证实了一路上听到的关于他健康恶化的传闻。罢工的形势十分危急。地方军阀唐甚至准备举行武装政变，推翻广州政府。国民党的新旧权贵势力几乎都与唐互相勾结，对抗罢工的中坚力量——第三国际顾问团和宣传部。程泰前来拜见加林，要求他制止恐怖分子的暗杀活动。这位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甘地”的国民党元老在孙中山去世后，拒绝担负党内的任何领导职务，然而，他在党内外德高望重、举足轻重的地位却是无人可以相比的。他毕生致力于建立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正义的中国，反对第三国际在这里把中国人民当作他们的革命的试验品。因此，他不动声色然而却十分有效地对抗目前的总罢工，致使第三国际的敌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加林当年曾和他共同创办黄埔军校，对他目前的行为固然十分恼火，却也无能为力。但是，从思想或精神领域讲，加林认为完全可以与程泰的势力抗衡。他对我说，革命正在唤醒千千万万备受凌辱的穷苦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存在，意识到他们穷极潦倒的生活是没有来世再生的希望的，浑浑噩噩地死去是可怕的，而争取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生活是可能的。罢工的胜利使他们对自己有了信心，民众的热情正在变成史诗般的巨大力量。

军阀唐开始集结部队，并派出搜索队，企图逮捕散居在市内的罢工领导人。宣传部立即变成了临战指挥部，一道道命令迅速地从加林这里发出。我作为他的助手，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加林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组织起罢工工人，并在加仑将军的支持下，在每支工人小队中配备若干名黄埔军校学员，占领桥梁和要害，严阵以持。唐在几次进攻失利后逃往香港。

设法维持几十万罢工工人的生活成为追在眉睫的问题。政府的经济力量十分有限，可是一批支持政府的银行家和富商却接连遭到以洪为首的恐怖分子的暗杀。此外，洪还指令手下人向群众散发传单，揭露外国传教士、修女们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加林深感忧虑。他对我说，一段时间以来，洪变了。在他那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外表下，逐渐显露出了无教养的中国穷人的天性。童年生活的辛酸经历在他心头打下的深刻烙印，使他对所有的富人和显贵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不相信来世，也讨厌程泰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只听凭仇恨的驱使，终于表现出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加林感到他们之间的分裂为期不远了。

政府决定停止总罢工。但是，为了不解除省港两地的紧张局势，我们将散布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同时，码头工人仍坚持罢工，阻止一切英货进入中国内地，所有接受英货的商人将被没收财产。加林的病情恶化，被送进了医院。

我们的敌人也在加紧活动。陈炯明部队击败了广东省地方军，正在向广州推进。当天夜里，程泰在他的住所里被暗杀。有人立即在城里广为张贴了一份假遗嘱，企图证明程泰是为了对第三国际顾问团表示抗议而自杀的，以此煽动一场群众暴动。我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出院不久的加林拖着病体连夜组织印刷传单，把假遗嘱在第二天凌晨见诸公众之前全部覆盖。广州民众为程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加林做了公开演讲，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把英帝国主义从香港赶出去。

恐怖分子的活动愈演愈烈，广州政府下令逮捕洪等首要分子。他们于是采取了报复行动， 杀害了克莱恩等四名革命者，并袭击了加林的汽车，致使他的胳膊中弹负伤。鲍罗廷下令处死了洪，加林对此非常恼火，他本想全力挽救洪，相信自己能够把他拉回来，使他成为自己日后与鲍罗廷的分歧中的左膀右臂。鲍罗廷大约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洪的死成为他们两人分裂的导火线，他们以一次激烈的争论结束了长期的合作。加林这个征服者式的冒险家和鲍罗廷这个职业革命家，在他们战胜了共同的敌人，面临着组织国家的任务时，必然会分道扬镳。加林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不过是组织工人运动的手段。相反，鲍罗廷则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大厦的基础，他责备加林没有远大的目标，仅仅满足于偶然的胜利。加林预感到，鲍罗廷终将会以布尔什维克纪律的名义，用一个也许不那么能干，但是更加驯服的人来代替他。

广州政府终于颁布了禁运法令，来往于省港之间的货运一旦停止，不出几天，香港便会彻底垮掉。英国商人们向伦敦求援，要求出兵干涉，被英国政府拒绝。红军在惠州一战中，击败了陈炯明部队，广州民众载歌载舞上街庆祝。局势趋向稳定。

病入膏肓的加林接受了医生的劝告，打算立即离开中国。他临行前和我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谈了很多，谈到这个世界的荒诞，人类存在的荒诞，谈到行动对于他生命的意义。他猜测着鲍罗廷会派什么样的人接替他，猜测着五年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表示他还要再回来。我想到他那不可救药的疾病，觉得这种充满希望的谈话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窗外响起千军万马的隆隆的脚步声，那是红军正在开赴前线。传令兵送来电报：陈炯明部队全线溃败。当加林与我做最后的吻别时，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无可名状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