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琼·佩斯论之一

                                            叶汝琏

一、  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为法国当代诗人。二十年代，布洛东(A．Breton，1896—1966)称他是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七十年代，阿拉贡（L.Aragon，1897—1982）推之为二十世纪法兰西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出生于瓜得罗普岛，家族历代经营种植园。他原名M-R．阿列克西·圣-雷雪-雷雪(Marie-Rene A1cxis Saint-Leger Leger)。童年时代受到优异而完备的家庭教育，八岁便享用天文望远镜、游艇和乘骑，九岁就读当地中学，热爱数学和植物学，课余不仅喜欢观测天象，尤其酷好驰骋和泛舟；随之，知识面逐渐扩大到海洋、自然科学乃至哲学。1897年岛上发生地震，庄园主家族破产，于是小阿列克西便随父母于1899年回到法国，定居于下比利牛斯省会波城(Pau)，迎来他的青年时期(1899一1916)由波城高中会考凭法文、希腊文、拉丁文三科的优异成绩进入波尔多大学，也就在十七岁上(1904)结识了法国诗人詹姆(F．Jammes，1863—1938)，开始写下《克罗采画图》(Images a Crusoe)，评希腊诗人品达尔(Pindare，公元前521—441)的诗篇，从事评论音乐等活动，1910年写《赞歌》(E1oges)，次年会见纪德(A．Gide，1869一1945)、拉尔波(V．Larbaud l881—1951)、  法尔格(L．P．Fargue，1876一1947)、瓦勒里(P．Valery，1871一1945)以及里维埃(J．Riviere l886一1925)，从而进入《法兰西新评论》的圈子，以真名在该刊上发出上述诗作，引起了普罗斯特(M．Proust，1871-1922)和阿波里耐尔(G．Apollinaire 1880一1918)的注意。此后十三年中不再公开发表诗作。就当年问世的作品而论，可能受到兰波(A．Rimbaud，1854—1891)，纪德和克罗岱(P. C1audel, 1868—1955)诗歌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显现他们的东方色彩诗篇的影响，同时也见出他正在寻求独特的用武之地。停学两年之后(1905年服役至1910年，1909年丧父)继续学习法律，还研究黑格尔和斯诺宾莎的哲学、民俗学。这期间还广泛涉猎了地质学、经济学、音乐，并经常游西班牙和英伦，曾会见康拉德和泰戈尔，1913年到德国，在那里会晤了外交官兼诗人的克罗岱。如果说，《法兰西新评论》对雷雪的诗歇创作有所奖掖，那么诗人反而踏上外交宦途，恐得力于克罗岱的鼓励。同年，他便参加外交官选拔考试，于1914年被录取而当上外交部新闻专员。两年后(1916)便奉派驻北京公使馆当三等秘书了。青年外交官便这样进入诗歌创作的“中国时期”(1916一1921)。阿列克西·雷雪在外事、社交活动之余，频繁旅游我国境内，深入内、外蒙古，无疑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和启迪。据诗人自述，由1920年6月至翌年3月，他先后蜇居于北京西北郊的一座道观(即道宇)，陆续写成名诗《阿纳巴斯》(Anabase)。同年以环游太平洋而返回欧洲，沿途不时驾上帆船以遣兴。返国后不久，又被派住华盛顿参加海军会议。从此，深受法国外长布里安的赏识，写了新作《与亲王的交游》(Amitie du Prince)。而《阿纳巴斯》直到1924年方以圣-琼·佩斯的笔名发表。顿时被誉为诗坛新发现，为方兴未艾的超现实主义坛主所称许。里尔克(R．M．Rilke，1875—1926)、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和昂伽若第(G．ungaretti，1888一1970)三位西欧著名诗人都先后评论，《阿纳巴斯》也先后被译为德、英、意文本而广为传颂。此后二十年间，诗人似乎搁下诗笔，中止公开发表任何诗篇，仅与少数知己如克罗岱等人有所往还。其实，私下仍偶有新作，外交部内刊时而不慎刊出，迹近泄密。显然，自《阿纳巴斯》问世后，佩斯反而日益专心致力于外交工作，积极参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领导(1921一1940)，为期长达十六年之久。外交活动逐年显赫：1925年以部长办公室主任身份参加罗加诺等五国(英、法、德、意、比)会议，1928年参加美法公约谈判，并出席伦敦海军会议和海牙会议。1929年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尤其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雷雪便受命以大使衔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先后参加法苏公约谈判，山席英、法、德、意四国父关于恢复义务兵役制谈判(1935)，特别通过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雷雪竟成了纳粹的大敌，因为在所有上述会议或谈判中，他始终竭力维护欧洲和平，继而大力抵制“绥靖政策”，公开反对张伯伦对希持勒节节让步的叛卖行径。1940年，雷雪在巴黎混乱的局面下，被雷诺〔P.Reynaud，1875—1966〕政府免职，又拒命出使美国，旋而只身潜住那里，在纽约住了较长时期，也因之被其故国淡忘了数年。其后，因其美国友人关切，他得以供职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可是又因此被维希政府剥夺了他的国籍，从而揭开了他的流放时期(1940一1945)。诚如克罗岱指出的：“固然第三共和国失掉了一位政治活动家，法兰西却获得了一位再世诗人。”这里也得顺便指出：诗人虽说拥护法国全境的抵抗运动、但对驻伦敦的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解放委员会的态度则有保留。尽管如此，诗人还是招来了德军查抄他的巴黎寓所，窃走了有关政治文献和文学手稿，战后多方寻找，也一无所获。战后初年，他与戴高乐将军之间的芥蒂也只有随着时序的推移方得消解。撇开雷雪那已成历史的正直的外交生涯及其个人对国际政治的进步影响，且看连布洛东也称之为“流放者”的佩斯在诗歌方面的丰功：《流放》（Exil）、《雨》(Pluies)、《致邻邦女友诗一首》(Poeme a l’etrangere，1943)、《雪》(Neiges,1944)和《风》(Vents，1945)等五首长诗或五个诗集。这些诗篇都以法、英对照本传布于英语国家和拉美地区，尽管诗人有意阻止在法国境内传播，主要担心连累羁留于国内的亲属和友人，但是马赛的《南方杂志》(Cahiers du sud)与巴黎的地下刊物都曾刊载他的不少诗篇。他的流放时期也就以《风》这首长诗而告结束。接着，便是佩斯的“逍遥年代”(1945—1957)，换言之，他再度沉默了十三年，戴高乐政府成立之前不久，佩斯便被恢复国籍和外交公职。但他宁以赋闲大使的身份寓居华盛顿，经年累月驾舟漫游于大西洋的南美洲沿岸，徜徉于安德列斯群岛之间(从未重访瓜得罗普岛上童年旧居)，继后遍访墨西哥湾，佛罗里达海岸，甚至经由拉布拉道尔和新地而航抵多巴哥南端，最后，足遍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境内。但是，游踪所至，他都以极大的兴致研究当地的地貌、植物和禽兽，也趁便搜集他那家族近两百年的遗迹，终于形成了新的长诗的构思。于1957年写成并发表的《航标》(Amers),这既是法国诗歌中极重要的诗篇，也是诗人思想的最好总结。然而随着赞誉频添，诗人年事益高，他的美国友人料定诗人落叶归根，便在地中海滨的法国土伦港西南的吉安半岛(Presqu，Ile de Giens)上为他提供了息隐的天地，佩斯也就回归那里度过晚年(1957一1975)，同时也以古稀之年婚娶美籍爱尔兰后裔的古老家族中的一位佳人，不过1958—1960年间，佩斯依然往还于吉安与华盛顿之间，生活和写作。1959年发表《纪事》(Chronique)，同年耶鲁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群鸟》（Oiseaux），1965年出席但丁诞辰七百周年纪念，并于翡冷翠宣读纪念但丁的论文(Pour Dante)。往后的岁月中，圣-琼·佩斯便不复越出国门。只偶尔借乘友人游艇弄潮击浪于地中海两岸；1969年《法兰西新评论》最后刊出他的才华不减当年的诗篇《已故情人所吟唱的》（Chante Par Celle qui fut la ）。他从此卧病，1975年逐亲自将其手稿和藏书悉数赠予艾克斯-昂-普罗旺斯市立图书馆。同年九月二十日，年高八十八岁的长寿诗人以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遵照遗嘱葬事全由其亲属料理，并叮嘱四日后方发布讣闻。

二、  从佩斯漫长而盈满的一生中，可以看出阿列克西·雷雪作为法国第三共和国末期的一位独特、正直、严肃的外交家，在这里我们毋须论其业绩。对于他毕生孤寂而独树一帜的诗人的历程，他的诗采风仪，他的积六十年的创作，我们且试作评述。

       有关他的创作素材和独特构思，可以说，两者无不植根于他对自然的不断认识和源出时代风云的经历。诗人自幼就鲜明表现出对大自然、自然科学、动植物学和地质学的浓厚兴趣，乃至对飞禽也具有特殊的喜爱，往往这些方面的知识都超出了书本(小阿列克西讨厌书本，说过“一本书乃是一棵枯树”)。而直接取自他生活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青年时代，又通过旅游而增长他对草木和禽兽的见识。再说对大海的酷爱，诗人毕生集中体现的个人消遣姑终离不开帆航；他身栖陆地却时常感到大海的吸引。则种情思自然贯注于他的诗歌；至于对驰骋的喜好，那又无不感染他的作品而充满奔放的豪情。他的诗篇的背景远超出法国，处处眷念他生活过的安德列斯群岛、中国和美国。总之，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导致全部诗歌中总是回荡着昂扬的赞颂，对时代脉博的应和也尽化为对宇宙气势的心折和顶礼。然而对于诗人自始至终通过诗篇不断传送的信息，我们至今还往往难以识破其真谛。每经诵读，莫不深受作品难能抵御的美的诱惑和崇高的无名的振奋。

    佩斯的创作主要是诗，其文为数寥寥，却有助于对其诗篇的理解。而散文在目前只包括文艺、政治演说、纪念其他作家的文字、阐述其诗创作思想的有关书信等等。这些显然构成研究佩斯诗歌的极重要的资料。他的全部诗作，从1904年跨越到1971年，整整六十多个春秋。当然，他的诗作迄今也还不能说都已全部发表了。事实上，在1925一1942这十六年中可能写就的作品，并未悉数发表。这期间，诗人供职外交部，有意避免以诗人身份出现于公众。目前已问世的全部作品，按写作年代成集的有：《赞歌》(Eloges，1911)，《诸王的荣耀》(La gloire des Rois，1924)、《阿纳巴斯》(Anabase，1924)、《流放》(Exil,1942)、《致异邦女友诗一首》(Poeme a l’Etrangere，1943)、《雨》(Pluies，1943)、《雪》(Neiges，1944)、《风》(Vents，1946)、《航标》(Amers，1957)、《纪事》(Chronique，1960)、《群鸟》(Oiseaux,1963)、《已故情人所吟唱的……》(Chante Par Celle qui fut la, 1969)，所有这些集子都先后以单行本出版。并于诗人生前(1972)就由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统编成两卷本的全集出版，列入“七星文库”，其中包括散论和当时收集到的书信。单就所收诗集(包括首次发表的其他诗作)而论，我们不妨也将各个集子的结构、背景、内容、作一简略述评：《赞歌》是三个诗组的结集：《克罗采画图》、《庆贺童年》和《赞歌》，先后写于1904、1907、1908，第一组表达对波尔多的厌倦，后两组却托出对他故乡安德列斯群岛的眷念。这比前者表现得更有力、感人，尤其《赞歌》通过回忆再现诗人1899年左右的童年生活，显现诗人构思的背景是热带的自然、大海和岛屿，城市所占的比例很有限。十三年之后，诗人方发表第二个集子《诸王的荣耀》，共收诗五首，写作年代介乎1907—1923年间，《女王颂歌的演唱》和《摄政王的故事》这两首诗写于1911年之前。从内容看出其对青年经历有所隐喻；至于《摇篮曲》和《太子之歌》，写作年代尚难确定，而后者，在风格上都近似后来的《阿纳巴斯》，其中有这样一行概括作者思想的诗句：‘于是人按照梦想行进，而且一直朝着大海前去”。最后一首《与亲王的交游》，无论从篇幅和含义来看，都是这个集子的主宰，即描写奔赴亲王的所在又暗示前去探寻诗歌智慧的源泉。第三个集子，实际是一首长诗，《阿纳巴斯》，1920—1921年写于中国，1924年发表。论者或称之为英雄史诗，或评之为抒怀之作，可能二者兼备。全诗由十个意象组成，首尾各赋一曲，而十段歌的画面都充满神秘的诗句，以不着原委的倾诉为基调．所涉及事件及共发生地域又各不相同；开头几段出现海滨疆土，接着逐渐离去而导向内陆，本来，《阿纳巴斯》含有“内心的登临”的意思。据佩斯自己说，这首长诗表达征战中的孤寂(La So1itude dans 1’action)，一方面，领首的人物就是整个作品情调的主宰；另一方面，诗人的旅程则又化为精神的寻求。由于明确的细节寓于不明确的背景，而写实的细节和反映的生活气息却发出笼罩着全诗的光辉。这首长诗既列入诗人以记游为题材的诗组，又属于精神寻求的类型。

       《流放》乃是四首诗的集子。1924年起，诗人沉默了十六年之后，迎来了流亡美国时期。从1941年起诗人方陆续写下了《流放》、《雨》、《雪》和《致异邦女友诗一首》。第一首的主题是诗人所兴会的世界精神并育化为诗歌。《流放》成了人类的境遇。而诗人从中感知自己在精神上与之分离了的那种神秘生活的某些迹象。写于美国长岛的《雨》和《雪》两首诗，则分别借自然现象的描写、暗示诗歌的意义和作用。诗中的《雨》《雪》这两种自然现象的描写都成了文明的净化剂。既然大雨洗刷着大地，涤荡着人间的积垢，而雪却以皑皑柔絮卷拂着厂矿的滚滚黑烟，并透过柔弱的阵雪，诗人依稀寻见他那滞留于法国的年迈的慈母的身影。最后那首赠诗写于华盛顿。表达对一位与诗人身世类似的西班牙女友的怀念。《风》是1945年在美国缅因州海滨的一个岛子上写的长诗。作为美国的历史命运，具有神秘性，引“风”比喻大地和变化的元气，并吹遍世界，以表达诗人于战后不久希望出现的万象更新(阵风启发诗人讴歌，启迪科学家创造)。全诗分六部分，共四章先写诗人的兴会，后写诗人见识的美国，其中形象无不是诗人周游美国各地所捕捉的，同时以高昂的诗句诉说诗人发现这个国家所怀抱的使命，最后诗人却表明，比之于科学实践，诗人的权利在于对新社会应起的作用。《航标》公认是当代最重要的诗作，也是诗人思想的总结。写于1949一1959年之间，诗人在这些年代常乘帆船环游安德列斯群岛，因而诗中常常出现海洋，全诗按佩斯所阐明的意义层次分为章段：“祈求”章引出诗人向大海倾诉，宛如召唤众女神，在唱段(Strophe)中，则表现那环水的陆地上的人类活动象征不同的女神，诸如诗神、悲剧女神和古罗马的贵夫人，她们——为大海招引而来。最后的唱段中，诗人的歌颂与大海中心的创造融为一体。在合唱部分，诗人以壮丽的祝词来礼赞大海，继合唱之后，全诗以庆贺大治而告结束。《纪事》是首长诗，写于由美返国后的1959年。全诗南方气息浓郁。诗人一方面深省一生走过的道路，处处引证创造的充沛激情和深刻的智慧，另一方面，对往昔寄以深情的怀念，包括生活在中国的年代。总之，对其一生的成就满怀着喜厌。《群鸟》写于1962年，有十三篇关于诗学的沉思构成，深受当代名画家布拉克（G.Braque，1882—1963）所作群鸟的铜版画的启发。因此，在诗、画对照之下，《群鸟》对诗艺作了引类譬喻的双重描绘，至于《演说》，那是佩斯两篇著名的讲话，即斯德哥尔摩的受奖致谢词和纪念但丁的演说，分别充分而有力地概括诗歌的作用，其他著作大体包括纪念其他作家的文章，一部分已收入了全集，剩下的部分，包括未发表的书信，诗人叮嘱于身后公开发表。这些文字和函扎不仅有助于对诗人及其诗作的理解，而且它们本身也是相好的散文作品，仅次于佩斯的诗作。

 三、 《阿纳巴斯》(1924)发表后，诗人沉默了将近二十年之后重新写诗，接连写下了后来的集子《流放》、《航标》和《纪事》等长短诗篇。它们在声调上虽比不上《赞歌》和《阿纳巴斯》那般低吟怀想又激越昂扬，却出人意料地为佩斯全部作品增添了份量。由于佩斯与同时代的多数诗人的经历不同，又保持孤寂的经验，加上多年的沉默，更由于他的语言的难度，他的作品价值一度被隐没了，然而今天却显得异乎寻常，不同凡响而可信可靠，已是无可争议的了。现实性在后来的诗篇中渗进了诗的形象；《流放》确实是诗人在斗争中流亡的作品；《风》——固然隐喻毁坏、震撼、重建人类大地的动荡——也回顾了那历史的灾难。《航标》诉说的是侧身于另一大陆的诗人在寂寞中梦想那些也照耀另一世界海岸的灯塔；然而有关这一切的现实性对于这位不欲事感时的诗人并没有增添多大荣耀。我们在这里试就其重大作品探其价值所在，从总体上作一番估量。概括说来，在佩斯的诗页上，诗人从头到尾，展示的诗行或一组节律性强的诗句，其词语华美严谨，托出的形象极其生动确切，形成一种祭典式的词章相互交替，彼此呼应而又合乎节拍地一气呵成的诗篇；它向我们揭示的，宇宙的奥妙和神秘的真谛。在诗人眼里，我们看来，首要的是从世界整体的深刻意义上，通过层见叠出的具体形象把握世界，也就是诗人要告诉我们的世界，随之也便见出诗人的职责正是在于：通过“心灵的光照”来“阐明信息”，从而令人信服诗人的世界本身，在那里诗成了聚会，而不容拣选；诗是从整体上捕获的，而不是某种个别的经验的还原。诗人的视觉俯察、纵现宇宙的各个空间。既按历史上人的意义，又按空间上天体的含义，进行翔实的清查，目的在于从中抽山贯串其中的主导脉络。

       这种视野，势必防止自身被框上异域的背景，诚然，异域在“喜庆童年”和“克罗采画图”不无成功的表现，恰似高更(P．Gauguin,l848—1903)那样精美厚实的重彩，那莽原上葱翠又腐烂的植被，色彩斑烂，硕实累累，纷纷与深海奇异反照交铂而渐次暗淡。同时更令人生情的是那些无比庄严的、佩斯领着我们观赏的古代文物，到处溢散的难以辨识的幽香，发自古籍和涂写过的皮纸或贝叶卷迭，这种种展示不可能局限于出身的意义。然而在这里海外情调可不是空间的岛屿，古代也不是时间的荒滩，《赞歌》中的白人后裔和土著融合的背景更赋予童年以奇幻的鲜明光彩，谁要撰写最美的诗，这个集子正是一部可供检阅的最丰富的词书，若看它是人间乐园的回忆，倒也是恰当不过的类比。毕竟，这写的是年纪，不是海岛；不仅是年纪，还是童年。《无可辨白的童年》——在那些岁月里，《阴影和光明简直是一回事》，“男子汉的嘴唇越庄重，便越频繁地拨弄着阴影，女人们的手臂更悠闲，便掠起更多的幻想”。同样古迹的描写并非远离现实，一心往古，逃向消亡了的世界。这是因为“着眼于人”，是那从不停息地“在亘古大道上留下身影的人”——而作为这见证的诗人不是走在“他同时代的人的大道”上，而偏乘长风遨游，作为亲睹的过客，是保存着高大形象和重大征兆的典籍，在引导整个未来的航行而不会迷失方向。记忆与生活总是相依而不相悖，掘出埋葬的装殓的文化，发现其经过香熏而长眠于堂皇富丽的灵床，穿戴着金缕玉衣和珍宝饰物以及皇亲国戚的亡人的标带，这一切决不是纳我们注射死亡毒液，恰恰相反，是要我们信服我们自己会同那些历代文物一样，都是值得纪念的。时间征服者，水恒的逆时人，都融入这伟大圆舞曲的节奏，而这自年代渊底升起的圆舞曲却迎着我们演奏，穿插着雅典城的神象和吴哥古刹的神雕，那道从往古射出的美化的光明远非勾销今朝，相反，却展示它的永恒的各个侧面。正是这道光，适逢瑞雪普降，飘过纽约的摩天大厦。于是那座由不锈钢材、厚实玻璃和沉甸瓷砖构筑的城市，宛如腓尼基的传奇的第尔城突现眼前。这道光照射到“没有记性的处女地”上、“最嫩的蒺藜芽子”上、“没有任何记载的地面”上、“最赤裸的谷场”上，如同射到帕米尔高原，都同样地起着美化作用，于是同样璀璨的光环既拥戴雅典女神节，也衬托了感恩节。诗人目睹大雨降到本世纪的一座城市，而这阵雨便化为雅典城古代姐妹战士，诗人也就在这时刻歌唱了——正是生离死别的时刻——于是，这时刻就成了传奇。而当他回想到返

回祖国自己所乘的飞机，写下的每个诗段都令人相信都是至高的英雄跨下的战马的写照。这种诗，既非一贯眷念，亦非经常预言，却是一往情深的讴歌，歌唱往昔、今朝和未来，歌唱童年，历代传奇，奥德修、阿纳巴斯、流放(因为，流放莫不伴随君王，古今皆然)和宇宙万物——雪、雨、风、海洋和太阳，诗无往而不发现应当歌唱的事物。或许单凭这一点诗人才自觉去歌唱。当然，那也只有值得歌颂的事物本身饱和了宇宙感及其本质。

四、 诗人并不是理想化这个世界，也不全然接受它，而却向它献祭。人类一切祭礼总是为那超越人的存在而设——出于求助，出于驱魔，出于挑战。在这里，这个存在难道不就是死亡吗? 因为放声豪言的人嘴里总含着“裹着胶囊的虚无”，每一瞥都窥伺死亡逃遁的绝对境界，而且没有任何光明认出“那些可怕的面具和蕨类植物”的化石，唯有幽魂揭示它们的面目。在诗人所顶礼的圣地尽头，总看到那永恒“久久对着大漠打起哈欠”，而这圣地陡然看上去犹似一片白茫茫的、前功尽弃的枯骨丛。风、砂、雨、雪——这一切都隐喻着无影无踪的消隐；不过这种展示，虽然是应死亡的召唤，可不是向它顶礼膜拜，如果不是挑战，那也是一种声讨。那种对人类文物所作的无穷的、壮观的、无遗的记述，也并非面对历代皇陵吟诵祷告，而是对不息的复兴倍加礼赞，永志不忘。或者至少也是这种赞歌的前奏，消失在荒漠里的纪念碑，腐蚀在海底的青铜器，遗弃了的道路的残迹，废弃了的庙宇的颓垣，死去了的语言，难以辨认的楔形文字、失传了的技艺——这一切都是人们在自已光辉历程中留下的里程碑，在诗歌语言的风驰电掣之下，纷纷同那屹立在古迹丛中的永恒的廊柱的侧影一般，——站立起来，成为人的胜利的标志，死亡的失败的记载。但是这可不是力求挑战，而是欢呼胜利。这片欢呼却发自各个相匹敌的历史纪年，所有君主、女后、英雄、贤哲、各个民族、各个学科、各族语言也不全是发自最珍贵、最希罕、最难得的事物，而绝大部分是传自往古一切具有真谛、力量、情感和欢呼。死亡也许不过是一条想象的界限，人间或许就不存在死亡，不过破坏倒是逐年不断，而破坏也就是一种创造的永恒力量；因之不见死亡，但闻风发，而风一边吹倒，一边助长。正视无有的人类大军，并不同于称霸一时便中止战斗、距离最后投降只隔一段微不足道的空间的那支军队。人类的大军所以扬声清点死者的英名，目的在于召唤他们前来激励、增强活人的力量。

        每每阐明佩斯诗的手法，都得指出它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诗的形象是见所末见的，产生冲击、扣人心弦的效果，但是形象所揭示的淮确性远比其奇特性更令人敬羡，形象尽管鲜明无比，仍然顺从于诗章的经纬。迸发而又有节制；奔放而又浑然一体，发光胜于闪耀，信手拈来而不见雕琢，每行诗都可以成句而自行发光。同时，最细的细部都嵌入布局奇妙的建筑整体之中；于是细部，尽管作为全部的片段，本身具有全局的轩敞。表现方式本身也看不出同诗对立的部分，即便是散文或纪事也是如此。当代法国看来没有任何诗人这样擅长诗的变奏和跌宕，精于雄辩艺术的节拍，掌握散文抽象思维的明确性。从哪儿找到这样又径情直遂又神秘诱人的诗歌语言呢？看来唯有在佩斯这些描写、列述，纪事的诗篇里面，因而目前它们也就成了难以逾越的诗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