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琼·佩斯论之二

对一部文学作品或一首诗的心理状态作粗略的估价，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因为估量应是多方面的。不过仅就一个侧面作出确切的说明，也还可以揭示其中道义力量。当然，多种揭示对我们这个世纪来说具有定性的作用。因为近百年来，看待任何文学作品大抵从功利目的出发。诚然，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再发现自身写进了令人痛苦、涣散人心的，悲剧气息的作品……对于后一层反映，西方抱有—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认为悲剧是人性所固有的。何况十八、十九世纪传下来的平凡真理已被淡忘了。关于西方或者说法国，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作品里占主导的心理状态，我们可否这样来估量？陀斯里妥耶夫斯基到兰波，由卡夫卡到超现实派，他们作品说话的对象不外是苦痛、神秘或生存的艰难。如何抗衡这类作品？从上说的、时代不同的作家、诗人派中人来看，他们当中就有人进行对抗而写下结实又冰冷、美丽又悲悯的小说或诗篇。对这类作品它们的崇奉者表现的诚服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了。实际上，它们及其作者对我们的时代来说，起到的作用或直接的影响并不象一般认为的那么了不起。普鲁斯持对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一开始祝采取靠边站的态度。

    我们立足于本世纪从中国看出去，何妨向法国作家或诗人大胆提问一声：有谁带给我们足以抚慰或令人振奋的作品？阿波里奈尔一生缠绵地唱绝爱情的挽歌；克洛岱尔的宗教信仰给他的诗歌、戏剧的色彩也太重了、马丁·杜伽尔(R.M.Du Gard，1881—1958)纪念碑式的巨构也太干净了；加缪(A1bert Camus，1913一1960)临了还是迷走在过于狭窄的真诚之中；再说萨特(J—P．Sartre，1905—1981)我们可以说他陷入论证，而到晚年犹未能自拔，正如瓦勒里的无情智慧往往令他自己也动弹不了，近似麻木。总之，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伟大性或者说尊严往往受到抵毁，遭到嘲弄，要不为了活过来或者说复活就得发出那唯一的呼声：西方多么需要与人类面临的深渊相称的巨大活力呵！

    于是，二十世纪，经过无数的误解，终于发现一位难能可贵的诗人阿列克西·圣-莱热·莱热，也就是后来的圣-琼·佩斯。这位诗人竟然从理性又从肺腑重申人和作人的高贵性及其价值；他贴近人又远离人，歌颂用于自己梦想中的人，歌颂延续之中的动、植物；而歌颂的目的也的确单纯——为了向人、向追求无可驳斥的生存理由的人表明人具有耗不尽的活力。

    他的首部诗集《克罗采图画》的写作是1904年的事，我们知道阿波里奈尔的《飞禽走兽或奥尔菲仪仗队》是1911年问世的，拉尔波(V．Larbaud，1881—1957)的《巴尔纳波特》和桑德拉尔斯(B．Cendrars, 1887一1961)《纽约的复活节》都出版于1913年；《未来主义》于1909年才出现；甚至毕卡索(P.Picasso,1881—1973)的《阿维农的少女》也早不过于1907年展出．实际上莱热首卷诗集促进了处于自我探索中的艺术感觉的更新，从而向师承雅典罗马和文学艺术中的心理状态提出了疑问。然而那时本世纪刚刚四岁，整个西方包括法国都还来不及为自己规定任务，有待于长期而痛苦地分析自己的能力；冷静地处在逻辑和想象、规矩和古怪、直接表现和隐约寓言等等牙质相互消长中运用仅有的能力阶段。

    试看诗歌，它异化的相当早，贺尔德林(F.Holderlin,1770一1843)早已看出，纳瓦尔（G. de Nerval,l808—1855）的诗也有所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后者从某种病理状态或一反常态中，找到异化的无数理由或借口。后起的兰波公然主张“打乱全部感觉”，也就是打乱笛卡儿式的或系统的感觉。依我们看，他的倡导更多地从意愿出发，并非单凭朴素的直观；因而他立意朦胧或试图阐明事物都未能带来真实的认识，更未曾形成对客观世界的较全面的意识，一句话，停留在言词的运用上(他的“主张”的影响又当别论)。

    可是，圣-琼·佩斯却孤注一掷，而且可比之于瓦勒里的赌注。后者小心翼翼地捕捉刚刚醒来的思想，而思想仍是惺松睡眼前的一片朦胧，同思想本身亦不甚协调。然而瓦勒里貌似义无返顾，其实逐渐又转向明朗；仍然凭理性掌握他善于巧妙地逃避理性的思想。相反，圣-琼·佩斯甘愿牺牲，既当了他所认为的混沌的受害者，又成了不以理性为基调的某种秩序的替罪人。就是说，他既不许思想朦胧化，也不教言词化为某种神秘的表现。尽管这两者都含有明确而神秘的成份及其召唤与影响。诗人对他称之为“你”的存在说话，而那存在，诗人又不去明缺其身份，单单视之为语言的等同体，以至诗人的语言既非工具，亦非神言，却随时都是某种对象，并且具有应当看作独立的命运。某人在他的诗中说话，其目的在体现语言，无需断定那是诗人还是受提问的人，甚至是不是语言本身正在寻找人家说它以显示它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自然成了语言的喉舌。在我们看来，西方这个世纪，确实困在重重矛盾之中：错乱和逻辑、可能与不可能、言传的法则与声息难通的等等格局。圣-琼·佩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站到颂扬这个世纪的一边。他的同代人对他的说法虽有不以为然者，但面对诗人傲岸的荣誉，他们也只好——仰止。

    此外，还有一件差不多是公认的事实：佩斯既是诗人又是外交家。作为外交家，这里应当指出他在旧中国时期的表现：巴黎和其他外交首都仿佛认为他既具备“满大人”(mandarin)的才识干略，又善于进止，饶有风趣。当然，他主要还是诗人，整个西方都看他是这一路诗人的继承人；我们要历数起来，他们多半博雅好古，不拘泥于传统，上承有数的亚里山大里亚的诗人，还算上了不起的拜占庭的歌手，再从亚美尼亚诗人德·纳若克(G．de Narek)到中世纪法国词章家，到赛夫(M．Sceve，1510—1564)，到象征派大家和希腊的卡凡菲士(C.Cavafis，1863—1933)，直到美国的庞德(E．Pound，1885—1972)和英国的艾略特(T．S．E1iot，1888一1965)。读这些不同世代的西方诗人作品，大都要相当的气力,认真去读，那怕寥寥数篇，也会有所发现。而且，读者的审美与情操难免不受其中的美妙所启迪，振奋人心之处，也属见仁见智的事；佩斯的诗确具同工。这类诗作的读者群，在国际文学阶层分别不断得到更新。单说追随佩斯诗艺的后起者，在当今的欧、非、拉美确不乏其人。他受到法国同时代的重要作家诗人同声赞扬，也就不全是出于偏爱。布洛东在二十年代就称他为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诗人；纪德(A. Gide)在四十年代末编《法国诗选》，就打破编者规定的在世诗人不得入选这条凡例，而在序言末尾援引佩斯的长诗《风》的最后诗段，并誉为一座飞架到未来的桥梁；克罗岱尔晚年仿佛有意说服自己：论到佩斯，笔头也不由己，称他为当代了不起的诗人；甚至阿拉贡生前得知佩斯逝世，惊呼“法兰西不幸失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并且情不自禁地钦佩说：“我眼看他那样高龄还发表新作，更增添了他的荣耀”。不妨说，世界各大洲活着的和继佩斯之后辞世的主要诗人对他的赞赏是不胜枚举的。他的作品流传地域之广，尤其罕见，当今他的大部分诗篇已有的译本不下二十多语种。他的全集是诗人在世就亲自编入七星文库出版，这也是佩斯所以蜚声国际，名望不衰的一个原因吧。

     谈到诗，法国当代诗向来是个多样性的文学样式。它素以音乐性见称：词句含义不仅确切，还求声调铿锵跌宕，也可以直抒胸臆或伤痛，掏出赤裸的心，或者可以梦幻狂想为之，如超现实主义诗歌中潜意识的亢奋，还可作为斗争武器，当然要取决于诗人走出孤寂，投身于现实斗争，那末诗人也就成战士。圣-琼·佩斯的诗属于哪一类? 确实难以归类。他未参加任何流派，也不附和任何倾向，然而二十世纪重大思潮和事件却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的诗富于声调美，也表现节制的狂想和梦幻，它是内心的表白，也深深介入他生活的世界和时代。尤其诗人从来就用新眼光来看待他所处的时空，并且从整体和复杂性上捕捉它们：过去和未来，诸世纪和各大洲及其历史和人物都分割不了他的宇宙和心中王国。他的诗着眼于整个世界，纵括古今，植根于时空的尽头，又总是开朗地面对未来。他的抒情无不浸透宇宙感(论者往往指出唯有克罗岱尔某些诗篇可与之媲美)，就是说扎进历史，体现传奇和异国情调，总是婉约地要求人们睁大眼睛倾听他对人的世界、人的功业、人所立下的或正在开拓的创举进行歌颂，因而他的诗作兼有普遍意义的史诗和个人抒怀的明显特色。因为诗的题材多是大海和内陆，自然和季节，风沙和雨雪，林木和昆虫、人和流放以及放逐中的“君王”等等的描写与刻画。这后一类诗欧又别具原生意义上的神曲或祷词的属性：对神明的倾慕的深情，构成那种深厚、质朴、庄严、华美的乐曲和含义，歌唱和哲理交融的整体。

    显然，诗人如此雄浑深厚的作品与他那磁实的生活根底，纵深的个人阅历和高度的艺术素养是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