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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琼·佩斯论之三
叶汝琏
法国当今的评论界一般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伟大主要在于这部作品经得起注解、分析或者说经受得了分歧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评论，而且在受到各种削弱它的倾向的压力下，它也不会完全倒塌。这就证明作品的多义性(不管它是否实际存在)，起码为各种批评提供某种价值，而各种批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批评方法有增无已)，可能把作品中的“天才的”或者欠佳的“创作”的缘故弄个清楚。这种看法很平常，也是对的。不过它也自发地意味着批评家一旦面对作品就会从各自的角度来谈作品。然而，我们读起1965年伽利玛的《荣誉属于圣-琼·佩斯》这部集体专著不免惊奇：发现布洛东、克罗岱尔和昂伽·洛蒂这三位已故诗人、作家评论的调子和特点是多么一致，尽管读者主观感受各式各样，如何不同。究其原因是否在于他们三位都是诗人的“同辈”，并且都是从诗歌方而来推崇他?
不过，他们的纪念文章也都是有意节制抒情，学究气又浓，尽情发挥和无意中相互效法之处，又是难免。
专集所载的论文当然免不了雷同。至于读到那些往往是强烈赞赏的文字，读者总想从中找出赞赏的唯一根据(罗舍·伽罗第于1963年是否就把诗人看作他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的保证呢?
)，尽管人们不再议论诗人们归属问题。但是，直到今天1982年要提出佩斯在当代的活着或去世不久的法国诗人当中，仍是位最受人崇敬的诗人，那还是符合“实际”的。然而时光关上了佩斯要写下的书，这实际也难免有点不寒而栗了。
另外，与上述的相反，当代绝大部分评论者似乎觉得试图凭作家其人来解释其作品，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谈到佩斯，情形又当别论。佩斯其人对诗人而言却是他的脸谱，介绍其人作为诗人的引荐者仍然是有好处的。阿列克西·莱热于1881年3月31日生在名为“圣-莱热-绿叶”的岛形地区(Ilot)，当地人称作小岛，濒临瓜德罗普岛。正是这个岛名启发了他用圣-莱热·莱热作第一笔名。少年莱热从他出生地回到法国本土上的波城(Pau)就学，认识了法朗西斯·雅姆，又通过他结识雅克·里维埃和克罗岱尔以及同世代的属于“后期象征派”的其他作家。从这个时期起，人们认为莱热倾向“想象的游历”。对这种说法，他的其他赏识者颇有异议。里维埃曾这样讲过：“他有一天在雅姆和莱热的陪同下，到了比利牛斯山区，莱热声称太平洋在某个他当时确实提到名字的岛子周围的海水的颜色跟这山涧激流的颜色一样发绿，而我们三人当时就呆在那激流的岸边。”相反地，莱热也曾确认童年的一个记忆，可能是一个磨灭不了的“奇妙”印象：有一次龙卷风毁掉了他家在安德利斯的整个庄园，把一条小帆船吹抛到海岸上。这个未来的诗人一年后回到灾区，或许发现那只渡船被包藏起来了，因为热带花卉、植物从那船的龙骨复盖到桅顶。
阿列克西·莱热由于决定从事外交，他的早年的诗篇《赞歌》就多亏安德列·纪德热情支持而公开发表。这个集子一经出版，它的特色便得到一致肯定。于是从此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发表的待一概用斜体字排印；后来的诗确实都援例了，至于这个集名《赞歌》，正如他设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叫他的诗歌的实质担了风险，因为，他在给纪德的信上明确说过：“这名子的确美，要是我出一部甚至若干部集子，我都不想另起别的名子。”
阿列克西·莱热于1916年到北京，当过五年的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三等秘书。1921年返法国，出任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法国代表团秘书。有个插曲可以说是决定他的外交前途的机契：有位官员建议阿里斯蒂德·白里昂写“回忆录”，在冷场之下，阿列克西·莱热却提了个反建议说：“一本书不过宣告一棵大树的死亡罢了。”一听之下，部长认为不同凡响，当下请莱热今后同他密切合作，尔后也确是一直保荐他：1933年接替菲力普·拜托洛任外交部秘书长。往后这位外交官在历届外交部长下而都保持这一职位，尽管备届部长对他的对外交政策或者干脆说政见，都不尽赞同，甚至反对。作为诗人，他并非无所为，不过他把这两类活动都区别得清清楚楚，直到1950年第三共和国一位前部长听说这位“壮丽的诗篇”作者竟然是与他共事多年的同僚，顿时惊讶不已。
1924年他用假名发表《阿纳巴斯》，这次的假名便是他断然采用的“圣-琼·佩斯”，对这次更名，有人也许要妄加推论说是莱热酷爱一世纪的拉丁诗人佩斯。后者固然是一位风格刚健的诗人，可是他的讽刺诗既不是出于谈泊，也不是语言“过分”简洁而显晦涩，何况二者的诗风又迥然不同。那么是否应当确切想到与另一史实有联系呢?
首先，《阿纳巴斯》这个诗名是与希腊史家克赛诺封(Xenophon)记述一次著名征战的史书名称相同，而那战场恰恰又在波斯(Perse)。这里不谈《阿纳巴斯》所受到的种种而溶为一块天衣无缝的合金似的“影响”问题(寓居中国、关于希腊人征战到亚洲的种种幻想……)，至多人们注意到《阿纳巴斯》首先是描写陆地的诗篇，是那描写岛屿和海洋的《赞歌》的续篇，因为圣-琼·佩斯首次在《阿纳巴斯》中写他的“努米底亚人的灵魂”，就是说，谈到那永远的流徒者或者说是那“咸风吹来的那一边的游牧者。”
就在这年代前后，他建议他的几位好友：列-保尔·拉法格、瓦勒里·拉尔波和保尔·瓦莱里把他们那份精美的文学杂志改名为《交易》(Commerce)，其实这就与《阿纳巴斯》的“交易”有了关连，而“交易”一词按其拉丁文古义来讲，就有“交流”、“交谈”、“对话”的意思。
1940年以前，圣-琼·佩斯又写下了六、七首别的诗篇，到德军攻陷法国前夕，保尔·雷诺认为有必要牺牲莱热为了议会右派微弱的多数。于是把他“赶走”(这词并未引起愤慨)；作为补偿，又请他出任驻美大使，但是遭他拒绝。巴黎陷落前几天，他出走美国，接着纳粹进入巴黎，毁了他未出版的全部诗稿。那些诗篇就这样荒谬地证明圣-琼·佩斯竭力划清他双重生活的那条界线是多么地脆弱。此后，这位外交官于自我流放时期却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法国文学顾问达十年之久，而且直到1950年他都回避“自由法国”和美国各著名大学有意取悦于他的多次召请，只待后来他才悄悄地回过一次法国；作为再生的诗人，他不断在美国发表作品(《流放》1942；《风》1946；《航标》1957；……)，也看到他的作品不仅译成英、德、西、俄等文本，而且译成整个欧洲的所有语种和日文、阿拉伯文、现代希腊文和亚美尼亚文。1960年，诗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对此，有些人挑剔说，自1901年法国诗人苏利-普吕杜姆(Sully
Prudhomme,l839—1907)获得该奖以来，佩斯是获此种荣誉的第一位法国诗人。事实上，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人们的思想起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佩斯在受奖仪式上以“
诗”为题发表致谢演说。这是篇言简意赅的答词，主旨是长期挂在人们的心上，从占优势的“科学人文主义”方向确认诗歌的价值，也一心想说明诗人自己对他的时代负有内疚，而这一点确同他一贯怀抱颂扬客观世界的总的态度并不矛盾。
因为他的颂诗从来不是静止的，目的既不在把“永恒的”种种可能性看得一成不变，也不在于迎合出现的种种可能性，诗歌总是关系到最普通的欲望(“爱情是诗的老家，不屈是它的法律”这样的词句可不是在1960年秋天随意说的……)；至于所提及的“内疚”，那并非源出精神的无所依靠，更不是来自而对所谓朦胧的现实而感到的怨恨，确切地说，它出自良知，感到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对周围世界的变故，没有起人们期望他起的作用。
严格地说，从《阿纳巴斯》以来，圣-琼·佩斯诗作变化不大。那时(书生气十足的)争论展开在竭力要求自觉的良知者和主张任意表达心声的门徒之间，因为后者认为心声的表达只能在一切控制之外，所以形成这两派，直说就是一边类似词章派的当今古典主义者——过分地执持瓦勒里的立场——另一边则是超现实主义者或是当时评论界所谓的那些人。值得注意的是圣-琼·佩斯无论当时或后来都始终未作决择。既然不作取舍，亦不作辩护，那就令人觉得他是位远离人群的诗人，尽管后来发表的诗作纠正了这种印象，却也没有完全将其抹掉，因为佩斯早期诗中提到的人和事物，往往极为明确，无论是《赞歌》开头的“种植者”，还是写到横穿美洲的快车，前者戴顶接骨木心架子蒙上白布的帽子，满脸胡须露出历经风霜的面颊，而快车则多半拖运装满足够食用五天冷冻食品的冰柜；这种人既不缺乏道德，要是深究一番，物质上也不患寡。更确切地说，完全是历史上出现的人，当前的，过去的、更近乎未来的人，诗人隐约地向他召唤，不是依据一项明确的纲领，而是符合某种幻想。而那种种幻想既排斥想入非非，又排斥卖弄学问；好些细节依次令人忆及安的列斯的过去，可也令人想到《圣经》、上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甚至中世纪法国。所以出现在《阿纳巴斯》中的“旱树”地点好象标出世界的界限，它的作用如同它在于翁·德·波尔多(Huon
de Bordeaux，十三世纪初法国武功歌中的人物)的故事中起的作用一般。但是，还有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圣-琼·佩斯曾直率地辩护说：“我对于文化怀有的敌意是属于微剂量疗法的范畴，我认为这种疗法达到了极点，那敌意便自行否定，而且由于无效也就化为无有了。”
我们且读那些诗中典型的“主题的展开”样式：“展开”还不知去向，并且(特殊迭音化的)十二音素句不仅成了他的韵律基础和“音乐的节拍”，也更适合它的音律结构；这类“展开”到处运用隐喻(“阵雪的素歌、诡辩的绿色炸蜢”)，直接明喻(“污水横流宛如衣衫槛楼的道士”)或者近似的譬喻(“这个世界比染红的公羊皮还要美”，这可能是忆起阿尔戈的英雄们的金羊皮，行人说那毛也是紫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和表语(“大脑色的主帆”)以及间接隐喻，诸如拉丁语的词组(“摇逸的闪电”)，或是出于句法的大胆而干脆并列两个名词(“……那儿长眠着寓言、无稽之谈”)。这些“修辞格”都是信手拈来的，构成网状结构，它顺从标点，时而显示圣经诗段的气势，加上好些修词手法(对灵感的祈求等等)，最后，这种“展开”确在两极之间移动：诗人在《赞歌》集中是回忆录的作者，虽在后来的诗集中也是如此。但是在《阿纳巴斯》及其组歌中则以沉思者的身份山现。另一方面，“现实”也是枚举的，被赞颂到危险的边缘，描写正在那边窥伺，要写会是无止无休的；直接引用童稚的话语(等你们什么时候不替我梳理，我什么时候就恨够了你们)，速写一位脱颖而出的非凡人物(在木船里采集花粉的人啊，他说：“我的享乐就在于这么嫩黄的颜色。”)；这一切写来自然，决不降低圣-琼·佩斯的身份，或者令他流连什么现实主义。难道又是悄悄的顺从吗?(“那就是世界的样子，而且我要讲它只有好话”。)更确切地说，这句傲慢的说法要求记牢一切高尚的和与之匹敌的东西，因为傲岸和广袤对于诗人而言几乎是自然的气氛(“于是美妙就应这声惊呼的宣告而出现了！”)。
因此，可能“他乐意说出诗的目的就是乐趣，但是他从不为乐趣而乐趣。”在他看来，美似乎是诗歌的“至上的盟约”，也还不就是诗的目的。
某些论者不禁认为：与其把圣-琼·佩斯看作创作家，倒不如看作是位诗歌素材的搜集者，犹如植物学家，因为“整个初期的诗人都是某一时代的诗人，都熟悉他那一时代的每个诗人、各家的诗歌。但是，这样讲，既贬低了诗人经常援引的梦想，又小看了他的诗歌主题明显地不断扩大的内在化的这个事实。诗人在1942年谈到流放就恰恰涉及这一主题。《航标》中这样一个诗段(《狭窄的是这些宇宙飞船……》)透过陈述的准备以尽可能生动的方式来颂扬爱的相互吸引。这种表现方式令诗人违反理性，也成为原子时代的首批歌颂者——因为诗人在诗中影射到而且胜于影射——其实这个时代已经转移了或者当诗人正谈论它的时候就已经报销了——这种表达涉及往日：“豪情幻想”的后果(不妨撮要指出：“旧国联”，“人类博物馆”)的地方多于有关当前不稳定的年代：人们早已不那样大谈“世界交响乐”或者“全球的思想”来激发僵尸回生或者赶跑幽灵。
然而，《风》这部回顾式的关于“归根”(不是指出生地)和新旧世界的结合从此分割不了这样的双重乐章，诗人们可没有看错，他们从作者的“看法”甚至“偏爱”(甚至他们自己的偏爱)方面去看，认为诗的本质获得了解放，诗人在无国号无国徽纹章的伟大的崭新国度的门前，无献词无铸造年月的伟大的青铜器国度的门前，为了指明风吹自的方向，他伸出的手指依然(称作)是只有血有肉的指头。
然而，圣-琼·佩斯就在回顾一种永远悬着的希望之初，指明这棵自己出现的高大的语言之树说：“这高大之极的语言之树，它耗尽了祖产、格言、又在知识的梅花阵中低诉起先天盲人的怨言。”
这里正饱含着佩斯的完整无缺的现代性。这株语言之树的形象依次“照亮”《赞歌》和《阿纳巴斯》的各个章节，于是诗悠然从诗本身借用隐喻：“天穹仿佛是诗在创造中的沉沦与诗在快乐中迸发出的怒火……”，这种诗诞生于语言实体本身，而且早就往还其间，“赞歌”的就是语言本身。它的范畴，它的探求和那些“语言变化”或者是“达罗昆茶语”。
这里始终没有知识的卖弄。“那样华美地说出的东西；还有遗漏的地方……，而且在我们看来，滔滔不绝似是假相了。”
关于他的诗歌渊源、“意图”，圣-琼·佩斯清楚地说明过：“我的作品，在我看来是那样反对抽象，有意避免一切个人的事件。它力求移植和创造完美的画面。”他一边排斥人们可能把他看作信奉思想情感结晶说，一边又补充说：“对我来说，诗首先是运动，从它诞生之际，经过发展阶段到最后的扩散都是如此。”这实际上是援引先苏格拉底思想中的“流质说”(但又不把它看成是‘混沌”或是“流体”)。
因而导致一种诗，它只能通过各种事件的际会和演变而作为(渐近)终结的东西。这种诗力求达到复杂性的极限，在那极限之内，诗中的现实透过语言越发紧迫的传达而得到传达，既然诗一开头就直接关系到语言。《赞歌》与《阿纳巴斯》读来很象一份气候通报，极其和谐和明晰地告诉我们那么纯洁的国土，以致我们不敢奢望在养育我们的大地上划定那片国土的疆域，因为要表述起来，甚至提示安的列斯或者提示继业者的建设性征战，都导致形成“语言中的语言”。圣-琼·佩斯这种远大的雄心，即使为了向人们申言它是“有争议的”，甚至为了同苦痛对话，其后又在同“衰老”对话的年代，他都从未放弃。
这就是说，很好地去理解佩斯的词汇，也都可能应当首先要尝到那种唯有爱好者所尝到的特殊乐趣和那乐趣的源头。这样那样的词语并不会就削弱了运用那种种词语所由出的神秘性，因为佩斯与在其他方面深深不同的玛拉美一样，他不仅仅是位语言的“植物学家”——罕见词语的采集者，而且他深愿通过耐心的(又急切的)新发现，诸如“地舆志’和“植物志”以及“礼仪全书”来唤发“心灵的颂歌”。因此，在流放的诗篇中，透过“女诗神”的特征，还不断出现灵感本身，如果灵感求助于荷马早期预言的诗行，那也是一道栏杆，防范有人单单认为佩斯善于采集罕见的词语，从而引来“失望”——某些人坦率说出那份读后的“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诗歌作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还原，也无损于复制品。
事情恰恰相反，又很精采，好些研究者如埃米尔·依约依约(Emile
Yoyo)和米什尔·菲力普等人都强调佩斯词语来源和特有的气氛。这里指的就是“克里奥尔情调”，它构成他早期诗歌的尝试，也把了不起的移民者家族的这位后裔变成一位安的列斯土著的媒体。瓦勒里·拉尔波于1911年评论《赞歌》集就无所顾忌地写道：“地区诗人、外省诗人或民族诗人，他们所以值得我们注视，不过由于我们的猎奇心而已；如果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诗人，他们当下也就不该被称为地区、外省或民族诗人。”
上引的论断固然大度而精确，近年来人们的研究恰恰对他提出了一项必要的更正，因为对真正的诗人而言，任何类别的标签都带有贬义(尽管这令某些《选集》编选人恼火)。佩斯这样的宇宙性诗人，并不是一位那么“抽象的”诗人，对他来说，欧洲文化传统与其说是才智的增殖场，还不如说是它在其落落寡欢与异国情调对比之下去找一条建立成就的脉路。那是由于反复凭借他的根源(“童年，我的恋情……”)，他才能够在他那由海上风暴所塑造的一生的黄昏时分，依然豪情满怀地迎战(《纪事》，1959)“高龄”，还得以在“高龄”祈求自己的语言，再次祈求他毕生所渴求的语言，用以写下似乎是“唯一的”、没将停顿的、难以理解的悠长的诗句。
（选自叶汝琏先生译著《法国现代诗与古典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