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琼·佩斯在中国

              （法）毛 磊

    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

    时近黄昏。使馆区渐渐平静下来。离法国公使馆不远处，圣弥厄尔教堂敲起了晚祷的钟声。卫兵们该换岗了，社交生活的往来走动即将开始。法国公使馆有个大花园，周围有好几座大房子。此时，几个人影正向花园深处驻馆医生的住所走去。医生在此居住多年，在北京的法国人圈子里是位知名人士。此公每星期都要接待一批朋友；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公认的汉学研究家，但是对于中国，以及更广泛地说对于上亚洲地区，无不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各有主张，不囿于门派之见，也不受地域限制。

    大家见面，问候寒喧；围绕着总是和蔼可亲的主人，交换近来的种种消息。主人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以良师益友自居的。人们谈论的内容，不外是这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度一周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京城里的尔虞我诈，以及外省的形势变化；多为宾客们旅行与活动的所见所闻。最后，还要根据《北京政闻报》发布的消息，相互报告哪些人要走了，哪些人抵达了。

    最后，大家聚集在客厅里，等待最宝贵的时刻到来。一般是某项研究的汇报，而汇报的形式并无一定之规。今晚，按照安排，由上海领事馆法官居斯塔夫-夏尔·图森主席宣读他的大作：由他翻译的讲述藏传佛教创始人莲花生大师“转世”故事的一百零八首诗歌；原文为梵文，是图森先生从川藏边境的理塘寺收集来的。

对于年轻的阿历克西来说，那是一种迸发，一种居斯塔夫-夏尔·图森先生称为“亚洲之威严”的爆发。让我们跟阿历克西一起聆听几段诗歌，体会一下从里面喷涌出来的激情：

于是，名叫黑色解脱的僧人背离了

整个世纪渴求的狩猎活动，

无法诵念众神冥思的经文，

从而以其野蛮的魂灵

强暴了他作为长老与弟兄的誓言。

法门洞开，无限扩张，

由于众人不再衡量，

黑色解脱乃按照其钟爱的因明之门，

将所有各界引入歧途。

（诗句用论文译出大意）

我特意选择了上面这一段，因为阿历克西·莱热在图森后来送给他的打字稿的这几句话下面划了横线，并做了个别的改动。他听得出了神，似乎在参加秘密的传授之礼。让我再举一段他在下面划了线的诗句：

啊，白徽上人指出渡过之路……

    各不相同的施主，

    不可战胜者，你在沉思默想……

    我进入“玛雅代维”之中，

    在菩提树下静观。

    于是，对于进入世纪之人，

    现在，这里有智者的

    至高无上之教诲。

接下来，可以在圣-琼·佩斯整个作品中找到一个宣告的音区。试看：

黑色解脱神形交瘁终于改弦更张：

    “佛力之地，我心悦诚服：

    产生善报的行为，我五体投地！

    让我的言行在它们的果实中功德圆满，

    通过到来的成熟看到它们从前的模样！

    现今的言行决定什么将要来到，

    言行与形骸就像影子一样不可分开。

    过去所为让人当前受累：

    失望与痛悔也弥补不了言行的权威。

    我像一个被弃绝之人，把我的言行

    当作座席，我只要求坐在上面。”

就像对于在他之前也参加过同样晚宴的谢阁兰一样，说他后来所写的作品都直接来源于从西藏传来的一部不为人知的文稿，那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不过，应该说整个复杂的过程是从北京的这些晚间聚会上启动的。是这些晚间聚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推动了年轻的诗人，并促使他施展出自己的威力。

    居斯塔夫-夏尔·图森于一九二五年在送给他的手稿上题词：“通过马头，法力无际的召魂大师阿历克西·圣-莱热·莱热惠存。友人居斯塔夫-夏尔·图森赠。”词句中不无幽默，但题词者的判断没有错。

    圣-琼·佩斯的全部作品都是断裂地、有顿挫地展开的。对北京眼前状况而言的断裂，应归功于那些藏学家与汉学家们；他们在自己奇异的文章之外，同样有滋有味地讲述自己的远行见闻。这些人的远征，后来将出现在佩斯的诗作之中；远征的人们水不会停步不前，经常需要拔营上路

    断裂，还是对京城的动荡与种种制约而言的。那么，就要到祥和之地——寺庙里去寻求清静。

    渴求远行，那至少要走出家门。他有一匹马，名叫阿仑。谈起这匹马来，他就像谈论另一个自我。他定期离开北京城，去寻找清静；而每次出发，都像一支商旅启程。圣-琼·佩斯，是永恒的启程。

    歇息的第一站，看来是北京西山的一座寺庙，很可能就是潭柘寺。从一九一七年起，他在那里的最高处，在最高一层平台上，租下一座小房子。和尚们就在跟前，有些碍事；然而，他在那里看到了他愿意沿着走下去的真实的精神与诗作路程。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吧。

    “在这里，精神得到很大的平静，具有无法比拟的空余。夜间，远离中国城市的喧闹，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似乎可以听见时光的流逝；而时光在中国似乎比别处消逝得要缓慢。转移换位与逆反违规在这里随处可见，以致于我时常不由得违背我以前多次下过的决心，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是个为外国人的心灵所无法接受的国度；然而，这却使我对它心怀感激之情。”

    但是，他在孤独之中还需要走得更远，需要找到一处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得到清静的地方，一个颤动变得极其微小的、几乎是完全寂静的地方。那就是北京城北三十来公里的桃峪观。道观坐北朝南，在旷野中非常简朴，除正门外还有两个侧门，中间有一条甬道，两边各有一株老树，只有一座传统式样的殿堂；后面土丘上长着一棵高大的松树，向南倾斜，罩在殿堂上面。在另一边低处，有一眼水井，远处是座村庄。北边，有一条河流过。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是井井有条。请听他本人的叙述。

    “白天，这里是一片无名的旷野，没有人烟，没有牲畜。在我脚下，是一条山谷，谷底流淌着一条沙河；从那里传来小石鼓的声响，那是河两岸看不见的村落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在呼叫摆渡人，这就是那里唯一的人迹了。再远处，山丘层层重叠，那里有西游的通道，通向蒙古，以及新疆等处；商旅小道的痕迹已经开始显现。再往前，则是虚空，一无所有；划破地平线的，只有那超越时间的一瞥。在这一切之上，是上亚洲凝固的时间；那边，已经是古老的游牧帝国模糊的身影，以及它沿着没有标记的道路前进的足迹。那里就是佛教的亚洲、喇嘛教的亚洲、密宗的亚洲；它在这里离开儒教的平坦显豁，大步而去了。”

    上面文字后面所标的日期是：一九一七年夏秋。即使它们后来被重新写过，或者干脆就是后来才写的，人们仍然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两个世界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对比是如何构造出来的。在这一对比中，一切都是清晰鲜明的：景色、地形、天空……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对比，只有在诗作中它才能够得到调解。

    谈圣-琼·佩斯在中国，首先要指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二等秘书阿历克西·莱热在一九O九年至一九一O年发表了《赞歌集》之后，受到中国危机与上亚洲阵阵风暴的震憾，对诗歌创作所产生的新的觉悟。此后，诗人在新作中改变了面貌，甚至连姓名也改换了。这个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小男孩，回到法国本土的西南部，后来通过考试进入外交部，并在巴黎参加了短暂的实习。被派遣到北京任职以后，便一直企盼到高原上游历，后来果然成行。这次“向内地挺进”，对诗人而言是一次自我征服。诗作《阿纳巴斯》即由此而出 。年轻的诗人从中国返回法国时，增加了一份行李，一份装满神话的美妙行李。 同时，年轻而胆小的圣-莱热·莱热变成了充满阳光而又富神秘气息的诗人——圣-琼·佩斯。当然，后来的年月里，有间歇，有沉默，有断裂，还有放逐；然而，诗人始终没有中断过这一思想上的转移，没有中断过在所选择的文人天地与荒原小道的信步漫游之间的往返辗转。这一无休无止的往返，正是诗人作品本身的节奏。

    出于奇妙而有意思的巧合，圣-琼·佩斯并非这方面的第一人，而是第三位。与前两位相比，佩斯与他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位名叫克洛岱尔。此人简直是头猛兽，既不善自持又无法满足，既有商业头脑又富神秘色彩；他并未真正理解中国；不过，在中国他体验到了激越的热情；要是留在法国，或到某个一般的外交岗位任职，克洛岱尔绝不会焕发出如此高昂的激情。克洛岱尔与年轻的莱热在诗人法朗西斯·雅姆家中邂逅，指引这位年轻人走上外交官的途程。克洛岱尔还试图使年轻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没有成功。不过，他成功地传递给年轻人一种对亚洲的深沉需求。这样，也算是促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皈依吧。

    第二人乃谢阁兰。当莱热还在波尔多上学的时候，谢阁兰可能就同他见过面。后来，在莱热到中国之前不久，谢阁兰就抵达北京过上文人学士的生活，并到过最不为外人所了解的中国内地最古老的土地。他认出了秦始皇的陵墓，并发现了被人遗忘的中国最古老王朝的雕塑艺术。后来，他还准备去西藏进行企望已久的远征，可惜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他不得不立即启程返回法国。

    现在轮到阿历克西·莱热接班了。他以其特有的流亡王子的风度来到中国。现在，让我们跟着他的足迹前行，并且不要忘记：在前后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唤醒了二十世纪法国最大诗人中的三位。而这一段情节，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美好，那么具有示范意义，时至今日它仍在教导我们：中法两国的交流具有多么深厚的根基。依我个人浅见，克洛岱尔止步于中国的这一头，谢阁兰进入中国里面开绽花朵，而圣-琼·佩斯则很快就实现了超越。

    今天的研讨会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举行；在北京的这所美好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里追寻诗人的踪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要对欧美同学会的热情好客表示真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艾克斯-昂-普罗旺斯的圣-琼·佩斯基金会；该会能抓住共和国总统访华的时机，前来和我们一道参与纪念活动，给我们以宝贵的支持，以实现并丰富这次佩斯诗作返回源头的中法人士的大聚会。而总统本人也是圣-琼·佩斯作品的热心读者，这一点也是应当指出的。值此中法关系的吉日良辰，有最高深的诗歌和我们在一起，真可以说是美不胜收了。

    最后，我要转向经过精心挑选汇集在这里的中国公众，向他们发出翻译的号召；这同时也是诗歌创作的号召，因为只有诗人才能使圣-琼·佩斯的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发出激越的震响。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进行过这一尝试的卓越先行者中，有这样一些名字：艾略特（T.S.Eliot）、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本亚明(Walter Benjamin)、马克莱希(Archibald Macleish)、利马(Jose Lezama Lima)以及哈马尔斯科尔德(Dag Hammarsljoeld)。列举这些顶顶大名的人物，绝对不会使在座各位心存不安，相反会给诸君以信心和激励。无论在何种语言里，圣-琼·佩斯诗作的激情喷涌，对于最优秀分子，都是一种启示，都能促使他们调动自己内心的热情而投入到事业中去。现在，中国的时机已到。这片“黄土地”曾是诗人的乐土，荣誉将属于内心无愧于它的人！中国朋友们，现在要看你们的啦，请用你们的语言，进行《阿纳巴斯》的再创作，实现诗人“向内地挺进”的宏愿。

                  （本文是作者1997年在北京举行的圣-琼·佩斯研讨会上的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