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成 与 瓦 雷 里

                胥 弋

 

说起盛成先生与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交往，恐怕还要追溯到盛成留法勤工俭学的那段岁月，可以说他们之间的一段难忘的友谊，是与《我的母亲》这本震动法国文坛的著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瓦雷里一生中曾经先后与两位中国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一位是诗人梁宗岱，另一位便是盛成。而瓦雷里与盛成的交往更深厚、更真挚，并且超越了文学和诗歌的范畴，深入到东西方文化底蕴的精髓之处，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段永远值得流传的文坛佳话。

1927年是盛成海外留学生活的第八年，在命运的驱使下这位青年学子的境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年夏天，盛成在蒙比利埃大学取得理科硕士学位。之后接着又在准备做博士论文，由于他所从事的是关于蝎子的社会生物学研究，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塞特海洋生物实验所，每天将收集的标本带回来进行观察和实验。

初冬的一天，盛成在蒙比利埃车站等候开往塞特的火车。在人群稀疏的站台上，他蓦然发现一位相貌不凡的中年人兀自孤立于站台上，此人面带愁容，似乎心中充满了难以排解的心事。盛成用同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并主动上前与之搭话。他以一颗仁善之心试探着问道：“先生，您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挫折和打击呢？”听到问话，这位神情沮丧的人下意识地把头转过来：“请怜悯我吧！”接着就是片刻的沉默，两人目光对视，彼此之间似乎有一种超越了语言之外的心灵对视。就在这时，另一位留着胡须的先生走上前来，盛成一眼便认出他就是蒙比利埃大学法学院教授儒勒·瓦雷里。盛成顿时眼睛一亮，凭着直觉马上意识到眼前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声名显赫的大诗人保尔·瓦雷里。因为他早就听说瓦雷里有个兄弟在他的母校教书，并且经常在学校遇见他，彼此都有所了解。就这样，经过儒勒的引荐，盛成正式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诗人保尔·瓦雷里。原来，他们兄弟二人刚刚参加完母亲的葬礼，从故乡塞特乘车归来，准备在此转车到巴黎去。而盛成则坐上了开往塞特的火车，一路行色匆匆，却念念不忘与瓦雷里的这次不期而遇。更主要的是，他从诗人那双饱含着忧郁和焦虑的眼睛里，领悟到这位文学大师抑或是来自上层建筑的社会名流，竟然与他一样拥有一颗纯朴、善良的怜悯之心。在诗人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之际，他同样渴望得到别人的同情与安慰。难道平日里与革命同志大声疾呼的“阶级斗争”也有特殊例外吗？他回想起几年之前瓦雷里曾经向日本女作家山田菊子问过一句话：“中国人的脑子和我们的脑子结构是相似的吗？”当时盛成在报纸上看了这篇相关的报道后，便很想认识这位诗人，并且要亲自与他讨论这个有趣的话题。可是眼前的这位大师显然与想象中的相去甚远，他是更加真切自然的，而且看起来没有什么架子和虚伪。想到这些，盛成便提笔给瓦雷里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这样写道： “当你失去母亲的时候，才会热爱你的母亲。当你失去母亲的时候，你才认识到母亲的慈爱……亲人的丧失是世界的丧失，心灵的痛苦是人类的痛苦。所以我谨以一名普通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来安慰著名诗人，所以我是在怜悯与同情一个受苦的人。”盛成同时乘兴写就一首诗，题献给瓦雷里。这首题为《嬗变》（译文见后）的法文诗后来收入他的第一部法文诗集《秋心美人》。瓦雷里收到这封信后，也很礼貌地回复一信，没想到这封信日后却改变了盛成的命运。

早在盛成初到法国的时候，正值超现实主义“达达运动”在巴黎兴起，并且很快发展成一股大战后的欧洲新兴文艺潮流，盛成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怀着对新时代、新事物的追求与憧憬加入到“达达”狂飙中来，成为主张文艺与科学相结合的“行动派”成员之一。而保尔·瓦雷里自始至终受到超现实主义者的推崇，特别是被誉为“达达精英”的诗人安德烈·布鲁东，他曾直言不讳地将瓦雷里称作是“深沉的摧毁者”。1927年6月16日，瓦雷里出人意料地接替诺贝尔获奖者法郎士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由于法郎士与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尖锐矛盾，瓦雷里在入院演说中竟然对他的前任只字未提，此举引起当时舆论界的一片哗然。盛成作为“达达派”成员之一早在1920年底就出席了在多尔举行的法共成立大会，时隔七年之后，布鲁东等人才打出了“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旗号。

盛成加入法共后不久，便被推选为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Languedoc）的省委书记，在勤工俭学之余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就在这一年，法国世界语协会整理出版了他的演讲集《和平的中国》(LA CHINE PACIFIQUE)。8月下旬，当时正在瑞士维尔纽夫（Villeneuve）疗养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倡议召开一次“国际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会议的议题是声援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出席会议的有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和印度尼西亚的哈达等各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盛称作为法共领导人之一也应邀与会，显然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不过他有幸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尤其是在这次会议的热烈气氛中，他乘兴起草了法文著作《我的母亲》的前两章，与会的代表听了盛成朗读的片断之后纷纷表示称赞，并且鼓励他尽早完成此书。

然而这次会议却受到当时的“第三国际”和莫斯科方面的抵制，因此当盛成从日内瓦开会回来时，立即遭到法共中央的严厉批评，显然当时的法共对莫斯科是完全言听计从的。而盛成天生所具有的不畏权势、不受束缚的性格必然与他们格格不入，并最终导致分道扬镳。这也使他准备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的梦想彻底破灭，顿时前途变得一片暗淡。

陷入困境地盛成，住在巴黎拉丁区圣雅克路220号的旅馆里。眼看着手里只剩下三十法郎了，他只好准备到工厂去做工。几年以来他为了上学和生存，不知道已经从事过多少种职业，生活的磨砺对于他来说已经够多了。这时，与盛成同时前往日内瓦开会的加彼夫人，建议他先把书写出来并争取早日出版。这位女社会活动家一直把盛成看作是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和同志，她自告奋勇做盛成的秘书，帮助他策划和联系出版事务。加彼夫人问他,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书稿。盛成回答说，如果日夜加工的话，估计一个星期内便可写出来。于是加彼夫人悄悄地给他留下一个装有一百法郎的信封，当盛成发现时她早已经走远了。盛成手里握着这张钞票百感交集，他无法忘怀那些在危难中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他把这些感情都融入到写作中去，而《我的母亲》的主旨也是体现一种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最初他的创作意图中并没有包含这层意义。

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之后，盛成终于如期完成了他的著作。加彼夫人看后对他说，这本书出版后一定会引起轰动的。她随即找来一架打字机，盛成又连续不停地苦干了两个多星期，把书稿打印出五份来，准备同时送到几家出版社去。但是盛成仅仅是个穷困潦倒的中国学生，没有名作家的推荐恐怕送出去也是泥牛入海。盛成首先想到了罗曼·罗兰，他们虽然不久前才见面，但却已经通信多年，况且以他的声望应当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没想到罗曼·罗兰回复说自己没有时间，同时推荐了一家出版社，让盛成去尝试一下。他在朋友的引荐下跑了好几家出版社，加彼夫人也在替盛成想办法，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

盛成久等不见出版社的回音，百无聊赖之际就跑到巴黎华侨协社的图书馆里消磨时间。加彼夫人问盛成还认识哪些名人，他猛然想起了与诗人瓦雷里通过信，而且那封回信他一直保存着。盛成从箱子里找出信来递给加彼夫人，她看后高兴地失声叫道：“哎呀，你的救命星到了！朋友，你的救命星到了！”盛成疑惑不解地追问：“快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加彼夫人迫不及待地说：“你即刻写一封信给瓦雷里，告诉他你已经来巴黎了，请他关照一下。”然而盛成心中却充满疑虑，他与瓦雷里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他们的地位如同天上地下，怎么好如此冒昧地找上门去呢？但是他经不住加彼夫人的一再劝说，于是写了一封快信发出去。

这封信很快通过法兰西学院转到瓦雷里手中，碰巧著名作家纪德正在他家作客，于是瓦雷里随手把信递给纪德。纪德看了这封信后说：“这个中国人了不起，将来会对我们的文学和语言作出贡献。”当时瓦雷里正准备启程赴牛津大学演讲，于是他特别叮嘱秘书答复盛成，说等他回国后再约时间会面。几天以后，盛成应邀来到正城街四十号，这里是瓦雷里在巴黎的寓所。虽然两人仅有一面之缘，却似乎已经是老朋友了，彼此没有任何生疏与隔膜。他们在壁炉旁热情地交谈，从亚洲、欧洲谈起，谈到中国与法国，以及过去和未来，最后说到《我的母亲》这本书。瓦雷里惊异地问道：“你真的写了你的母亲吗？”“是的。”盛成答道。“我平生最喜欢写实的作品。”瓦雷里饶有兴趣地说。在谈及盛成的下一部著作《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时，诗人说：“不要用华丽的语言去写，越真率越好！”接着他们又把话题转到了意大利，瓦雷里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家世，他的母亲就是意大利人。这次会面后，瓦雷里便为盛成写了一封推荐信。有了这封信，出版商们的态度就明显地改变了许多，他们纷纷向盛成投来惊羡的目光。不过，出版社的老板更加明确地表示，如果瓦雷里能为该书写一篇序言的话，他们就会欣然接受。盛成与瓦雷里的秘书商量一下，最后选择了巴黎亚丁阶书局。

瓦雷里为盛成的处女作《我的母亲》作序的消息，很快从巴黎的出版商那里不胫而走。当时同在法国的中国诗人梁宗岱去拜见罗曼·罗兰的时候，与这位著名作家谈起盛成的著作。罗曼·罗兰颇有微辞地说：“哦！这个年轻人，他是非常能干的！他起先曾经请我为他的书作序，我拒绝了！没想到瓦雷里竟替他写了！哎，真可惜啊！”听了眼前这位文学大师的一番话，令梁宗岱感到十分惊讶。他惊异于罗曼·罗兰竟毫不掩饰自己内心更富于人性的一面，但恐怕作家内心更深层的微妙他就无法洞察到了。从多年后罗曼·罗兰对纪德发表的《从苏联归来》所进行的严厉斥责来看，也许可以窥见到作家思想深处的某种隐讳。

然而不管怎样，这件事最终促成了盛成命运的另一次转机。1928年初，巴黎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有意聘请盛成到该院任教。但是汉学家伯希和却说，现在的中国青年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而院长班乐卫和另一位汉学家韦锡爱对盛成很赏识，不久，盛成被正式聘为该院助教，在理学院主讲“比较蚕桑学”。1928年3月6日这天下午，盛成身着一套崭新的西装，出现在巴黎大学的讲台上。第一堂课吸引了许多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瓦雷里、班乐卫和韦锡爱等人以及一些政府官员都来了。盛成把中国科学的渊源《易经》作为首讲的主题，他生动而精辟地阐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的道理。他的精彩论述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公开课结束后，瓦雷里告诉盛成，他已经知道那篇序言的内容了。不久，瓦雷里到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度假，就在那里完成了长达十六页的序言，据说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长的序。同年6月，《我的母亲》由巴黎亚丁阶书局作为“东方丛书”的第一卷出版了。

第二年春天，在海外获得巨大荣誉的盛成准备返回祖国。临行前他专门向瓦雷里告别，两人并肩漫步在巴黎的星形广场上，瓦雷里充满深情地对盛成说：“成！世界是一所大学，我们终生不能毕业。”1934年，盛成受命出国调查轰动一时的“故宫失窃案”。3月29日，他又一次来到巴黎，并且见到了瓦雷里。盛成带去了徐悲鸿送给诗人的一幅经亨颐画的水仙，以及梁宗岱委托转交的两方印章。两位老朋友畅谈起往事和近年来盛成在国内的经历，瓦雷里颇有体会地告诉盛成，现在东西文化所面临的不仅是同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互相消化和吸收。当问及盛成的家庭时，诗人把自己签名的照片送给盛成留作纪念，同时希望他回国后将自己的长诗《海滨墓园》和甲午战争时所作的《鸭绿江》译成中文。不料这次竟是两人的最后会谈，在瓦雷里去世后，盛成没有忘记诗人的最后嘱托，他最终以旧体格律诗的形式把《海滨墓园》译成了中文。

1995年7月，年近九十七岁高龄的盛成在夫人李静宜女士的陪同下，再度回到阔别多年的法国，出席“瓦雷里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来到诗人故乡塞特的海滨公墓，保尔·瓦雷里就长眠在这里。伴着碧蓝的天空和大海，雪白的坟茔上散落的鲜花似乎把一幕幕往事重新唤回眼前。正如盛成在那首缅怀瓦雷里的诗中所写的一样：“墓出黄花生死路，帆飞白鸽去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