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0年，法国著名的水星出版社（MERCURE DE FRANCE）出版了由法国学者多米尼克·索迪诺（Dominique SAUDINOS）女士撰写的《人生的教诲》（Leur leçons de vie...）一书。该书汇集了当今世界十二位享有国际声望的老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精髓，并逐一加以评介和分析。其中一位就是当时年届九旬的盛成先生，为了收集素材作者委托其女到北京专程采访了盛成，这篇访谈录就是根据当时的采访录音编撰而成的。鉴于该访谈录特别有助于关注盛成的读者深入了解他的思想脉络和人生轨迹，本刊在此首次全文发表以飨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针对原作者理解和转述中的谬误予以适当的匡正，原文所附补记从略。

 

人生的教诲

                              ——盛成或相对论

 

       

（法）多米尼克·索迪诺 撰文      胥弋 译

 

电扇的蜂鸣搅动着北京夏天窒闷的空气，与此同时，秋天的雨水却在敲打着巴黎的窗玻璃。北京语言学院宿舍楼的窗户外面，传来火车的汽笛的轰鸣和自行车的车铃声。在这里，巴黎的大街悄无声息。透过来自中国音响背景，盛成用他那沙哑、怪异的令人着迷的声音对我讲述着。忽然，他发出一阵笑声，令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也禁不住哑然失笑。此刻，我多么想亲眼见到他，多么想置身于那间听得见蟋蟀鸣唱的房间里啊。

几个小时以来，借助于神奇的录音技术，使得盛成得以通过这台录音机，越过重重的海洋和陆地向我娓娓道来。他在对我讲述九十年的人生历程，以及那些同碗中的米粒一样纷纭密集的轶闻趣事。

他整整跨越了一个世纪。最初是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因循守旧的乡村，继而与他的兄弟一起来到城市，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随后，他与其他的中国青年来到一次大战后的欧洲，取代了那些在前线阵亡的法国士兵。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盛成代表旺多姆市出席了多尔的代表大会，亲身经历了共产国际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化。当时，他经常出入于蒙巴那斯。在那里，几乎每天都能遇见“达达运动”的精英分子。然而，1929年他在中东得到纽约华尔街股市暴跌的消息，使得他在法国因写就名噪一时的《我的母亲》一书所得的全部版税，顷刻间化为一片乌有。他决定穿越丝绸之路返回祖国，接着卷入了30年代中国的政治风潮中。经历了漫长的八年抗战，他先去了台湾，然后又来到美国，最后回到了法国。他目睹了中国历史近七十年的风云变幻。他时而作为参与者，时而作为旁观者，最终他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如今他却成为这一切的见证人和记忆的存储器。

我再次审视着他给我寄来的诗稿，它概括了他的人生轨迹，并从这些起伏跌宕的经历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教  诲

 

人们不停留在这里

也不驻留在他处

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努力增强活力

道路，就是来而复去

 

人们不待在这片国土

也不安居于另外的疆域

 

地球转动着

渡船循环往复

 

我们自己渡过

也让别人穿行

通途在水流的中心

渡船往返驶过

 

啊，拱桥的圆弧

亘古不变的往复

 

来而复去……运动和变革……息息相关……

盛成平静而坦诚地讲述着，声音抑扬顿挫，令我感到十分震撼。然而正是从这些效果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满意的磁带中，我重新找回了1986年观看奥利维（Olivier Horn）执导的盛成纪录片时那种令人着迷的感觉。那部影片让法国人惊异地发现，这位中国文人能够比他们更加精确地运用他们的语言，而且能够如此深刻地洞察他们的历史。

塞特、蒙彼利埃、旺多姆，这些弥散着法兰西的气息的地名，逐一闪现在这位居住在北京的老人的记忆中。他追忆起塞特附近海滨墓园里的那株柏树，我仿佛感到是自己亲眼所见。盛成果真是在万里之外吗？难道时光真的流逝了七十年吗？ 他的朋友保尔· 瓦雷里似乎就在昨天才刚刚离去，抛给那些人一句令人难堪的讥讽之辞：“喂，先生们！动动你们的脑筋吧！”

在倾听他对我的讲话时，我好像听懂了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并且了解它与汉语，甚至是梵文之间的关系。他不正是一位痴迷于语言学研究，并且能够令人钦佩地驾驭它的讲述者吗?歌德、妥斯绥耶夫斯基、但丁和海明威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且使他的话语变得更加掷地有声。

事实上盛成对我的谈话，是借助于在北京与之面对面进行对话的我的女儿，她十分迷恋中国。

—  令堂所感兴趣的是那个“内在的我”，这个“我”与人们在访谈和影片中认识的我有所不同。因此，我通过这些录音磁带向她讲述，并试图从这些漫长、纷繁、多变的人生中总结出经验来。同这个访谈录中的其他受访者一样，我渴望更加深邃和真实。同时，我尽可能从这段人生历程中提取出一个贯穿全局的线索。您知道，在古老的中国，人们把“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区分开来。所以，我在尝试为您勾绘出那个“内在的我”。我原本是个活泼、好动的少年，如今看来竟是一位令人不可思议的九十岁的老人。

   

盛成突然发出的笑声，顿时把我的录音机震得轰然作响。这笑声是跳跃的，夹杂着几分诡秘和诙谐。当然也有伤感，无疑他意识到后面所要谈及的如此漫长的人生路途。

很快，他又恢复了讲话：

—  我将无法看到2000年了，但是你们却可以。你们将会生活在一个拥有100亿人口的世界中，一个令人担忧的世界。1920年我在蒙彼利埃学习生物学。尽管那时我还不能分辨出蝎子和蜈蚣，然而我却发现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它们彼此陌生却能和睦相处；但是空间变得狭小的时候，它们就开始相互攻击……于是，我发现（后来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两种最根本、最强烈的本能：斗争和互助的本能。蝎子们在蒙彼利埃相互攻击，当我把它们带到海拔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的勃朗峰时，它们之间便开始互助。那种情形我至今都难以忘怀。不仅如此，这种状况同样也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人类身上。而且，通过自1899年我在最基层的乡村诞生之后所亲身经历的所有的冲突中，不断地得以验证。

虽然盛成现居北京，而我却身在巴黎，但是转眼之间我们却置身于1929年的耶路撒冷……他那舒缓、清晰，简直无可挑剔的法语，把我带到与哭墙有关的那次流血冲突发生的前夜，带到大穆夫提（Grand Mufti,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的面前。我们刚刚离开那位亚美尼亚的大主教，他被耶路撒冷某个街区的令人赞叹的文明所慑服。而大穆夫提却有如此迥然不同的政见，在距此不远的地方他接见了盛成，并将其视为异教徒。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大穆夫提向盛成讲授了《古兰经》里的基本教义。

1929年，在位于西方的中心的这块狭小而神奇的地方，基督徒、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们长时间地接待盛成的造访。他们倾其所能，试图用他们的睿智和修养来说服这个30岁的中国青年。这位博学的共产主义者，正打算了解这个与他自己的文化根基迥然不同的世界。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人却授业解惑般的向我讲述，令人感动地给我归纳出构成我的文化，和我的犹太-基督文明的根基。

—  基督徒、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们，你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家族，都发端于《圣经》，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皆为闪米特人。对于一个闪米特人，一神论教的信徒来说，上帝只有一个。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他是唯一“存在”的。在闪米特人的语言中，没有“存在”这个动词，因为只有上帝“存在”，没有任何相对性。恰恰相反，却有绝对的力量。上帝存在的确认，也即否定了它是被创造的。

我是中国人，处于你们的圣经谱系之外。我与你们的纷争和自相残杀没有任何干系，但是我渴望和平，世界的和平。1989年和1929年都是如此。六千多年来，巴勒斯坦一直处于这种围绕“圣经”的争端和冲突的中心，并且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广泛地波及到整个世界中，所有那些与圣经的宗教、哲学相关联的人们。

在中国，我们遵循自然规律生活，生活在相对性之中，一切都不是绝对的。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发展……你们在听我的讲述，因此你们也会转变。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盲从和迷信才能使思想停滞不前，让人变得僵化。

我是中国人。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已经七十五年了……我没有笃信任何一种宗教。与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我始终站着，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创造人类的并非上帝，正是人类创造了上帝。上帝是人类的造物主，而人类不能受制于它的造物主。

在闪米特人之外的所有的语言中，均有“存在”这个动词，所以就有了“我在”的概念。

我们，中国人，我们在。

 

伴随着强有力的撞击声，盛成的手敲打在他的写字台上。我的录音机也发出剧烈的声响，接着是一片沉寂。只有电扇间断发出的微弱声响不断地向我耳畔袭来，逐渐变得微弱起来……我“在”。

教诲。仿佛是笛卡尔的声音在回荡着……

我“在”，我不是“别人的创造物”。我“在”，通过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的力量、意志和努力。

盛成接着说道：

—  我们中国人拥有平静，一切取决于我们自身，取决于我们对命运的把握，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我们的这种信念从孔子那时起就有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舍弃了上帝造物的观念。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中演化出来的。可以肯定地说，现今的知识分子和过往的名士风流均在知识的道路上对人类有所贡献。只是，阴与阳的观念早就产生了。人类认识到任何事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和绝对的之后，才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沉默片刻之后，我听见我的女儿的羞怯、腼腆的声音。

—  女人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在您的国家里，几千年来妇女受压迫的悲惨境遇又是怎样的呢？

—  女人……

 

盛成的声音里似乎含有一种真切的温情。

—  女人即是中国，即是母亲。她是中国的光明，是宁静，内心的宁静。诚然，女人的境遇曾经是十分悲惨的。她们的这种状况至今依然十分普遍。即便如此，女人仍然是避风的港湾、安慰的话语、包容的子宫……

我周游世界，看到过、思考过、学习过很多东西，但是我感到自己极易冲动，精力涣散，无所适从。

只有返回中国，回到母亲的身旁，才能回归自我的中心，抵达安详与宁静。

我的朋友海明威努力寻求自我，最后走上了绝路。他重新回到美国，继而又陷入更新、更复杂的困境，最终被彻底摧毁。

如果我当初留在美国的话，无疑也将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把中国称之为“天下第一”，它的风景、它的光明，演化出一种举世无双的和平。中国大部分地区是乡村：一望无际的稻田、步履缓慢的水牛、尖顶草帽下女人们弯曲的脊背以及群峰间弥漫的浓雾，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平和，深思熟虑，内在的生活。它的广阔与繁博构筑了万物的相对性，因为谦和而近于睿智，这种内在的和平，它的显现远远早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的中国火车呼啸而过的轰鸣声，以及孩子们用如此美妙的语言发出的叫喊声。

盛成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了：

—  您一定想知道我对感情，尤其是对爱情的看法。

  您知道，正如我所说的，在古老的中国，人们把“公众的我”与“内在的我”区别开来。迄今为止，我从想过公开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但是为了这个关于“教诲”的访谈录，我愿意这样做。最重要的东西，往往并非当下以为是重要的。

  1920年的一天，在蒙彼利埃，朋友们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逃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俄国姑娘。我一见倾心，最终坠入爱情的深渊。七十多年后，它的影响依然如此强烈。

  她的名字叫达吉雅娜。当时正准备与一个名叫萨缪尔的犹太人结婚。他爱她，他们已经订婚了。达吉雅娜与我是那种欲仙欲死的恋爱，决非通常意义上的情人。我们每天都一起到蒙彼利埃的水库边散步，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水面上有一对天鹅与我们相伴。我那时是一个22岁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而达吉雅娜却是逃离了俄国共产党，并且马上就要嫁给一个俄国犹太人。在那里，在法兰西的土地上，我们置身于历史之外，一同凝望着水中那对天鹅。

  一天，一只天鹅死了，另一个变得形单影只。达吉雅娜被这件事深深触痛了，她离开了蒙彼利埃，躲避到比利时去了。她不愿再见到我。她信守承诺，嫁给了萨缪尔。

  几年以后，在巴勒斯坦她的家里，我再次与之相见。我们彻夜长谈，没过多久，她便去世了。那一年是1933年，我在中国刚刚建立了家庭。

  最后一夜，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达吉雅娜对我倾诉衷肠，她谈起了那只死去的天鹅：“盛，我知道我就象那只天鹅一样，不久于人世了。我当时是想让你获得自由。如果我见到你，就想拥有你；然而为了使你得到自由，我就不能将你据为己有……于是我就走了。”

 

盛成的声音变得沙哑了……

—  我们的爱情陪伴着我，今天依然存在。它超越了我的两次婚姻，以及我的孩子和孙子的出生。我生活过，构筑过。我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至于达吉雅娜，我是爱她的。她也爱我，我们彼此都让对方获得自由。

我认为爱情是毫无保留地、全身心的投入，它是一种如此强烈、如此崇高的感情。为此可以舍弃所有的一切，而使另外的一方不受任何约束。

 

 

 

※   ※   ※   ※   ※

   

    我从录音机中听见我的女儿拉斐埃尔（Raphaelle）局促的呼吸，她在北京为了帮我搜集素材进行了这次采访。

十七岁。她今年才17岁，正坐在这套中国狭小的寓所里，倾听这位90岁老人讲述的爱情经历。同其他追求完美的少男少女一样，她突然听人说起爱情的话题，毕竟这是一般人羞于启齿的事情。

为什么会逐渐丧失这种力量，去接受平庸的爱情呢？

亚当和夏娃，但丁和贝雅特里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爱洛绮丝和阿贝拉尔，罗密欧和朱丽叶。

所有时代，所有文化中的奥秘。

盛成与达吉雅娜……

被压缩在一个星球，一个世纪，出身与思想处于截然对立之中。

盛成与达吉雅娜，就象盛成刚刚指出的那样，是独一无二的感情原型。它经受着如此痛苦的局限，只能在绝对中走向消亡。

我的女儿也许会把这段来自于一位十九世纪末出生的老人的启示，带进21世纪的下半叶。

这段启示是由来自中国的中心地带，一位曾经与慈禧太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用法语通过麦克风在录音磁带上表达出来的。

在亘古不变的世界及时代的喧嚣中，爱情始终存在着。它辉映着人生，伴随着全部的知识、思想、斗争和所有的文明。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不可剥夺的财富。它是人类能够翘首未来的可能。它是内心躁动的记忆。它是伴随和诠释人类命运的火焰。同样也是人生的精髓。它是这位行将离去的人最后的启示，他的重要的教诲。我“在”，我能够去爱。我是自由的，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不是任何人创造物。我拥有内心的自由。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不论外部环境如何，我都能摆脱束缚、拒绝平庸，而且我拥有决定权。

在北京。沉默一直持续着。录音机释放出全部的能量，传递着真实的声音。

蟋蟀在鸣唱着，电扇搅动着空气，一片中国午后的嘈杂声。

巴黎的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夜已经深了。我屏住呼吸，被这种沉默压抑着。

我意识到女儿已经提不出其他的问题了。

我想象着盛成洞察到眼前这一幕时所流露出的一丝微笑，他被这个如此年轻的少女所感动。无疑他在思索着，眼前这个眼前这个年轻姑娘的命运，以及他自己的一席话对其产生的影响。

九十年来，他已经见过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面孔……那么多人生的誓言被吞噬，或者没有能被坚持、信守。太多的历史本质彰显出来，与先前的主观臆断相去甚远。

所有这一切中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如此众多的命运相似却又完全不同……如此众多的个体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一个“整体”之中。他们是前进中的一个步伐，集体的命运，也即是人类的命运。一个最终的目标：走近黄金时代。所以也就是抵达宁静，抵达和谐。

来而复去……盛成刚刚为我们解释了：死亡并不比插在水中手杖的弯曲更加真实。假象……幻觉。手杖是笔直的，同一的。即使它显得有些不一样……一切都是幻觉。地球难道不是在转动吗？但是它看起来似乎是恒定的，静止的。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围绕

其进行转动的轴存在着，一切亦应遵循相对论的原则，没有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事物。彻底远离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的实质，这种永恒的运动，它不断地发展变化，就会使每个人的内心产生宁静和平和，伴随而来的是一种超越于世界和人类之上的真实的客观性。

一切均是地点和时间的“状语”……一切事物均有正面和反面……天堂不正是在地狱的最深处，而地狱不正是在天堂的最顶端吗？

录音磁带已经停转多时，沉默占据着我，这句与基督教文化格格不入的言论却始终困扰着我：

     

“人们在地狱的中心发现天堂

        却在天堂的顶端窥见地狱…… ”

 

事物隐蔽的一面……道路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寻找……

是的，正是从这位在隐喻和悖论中生活了将近一百年的知识分子的启示中，我得出了重要的教诲，这位老人的经历和如此丰富的经验为我证明了，多少世纪以来哲学家们所传授给我们的东西：每个寻求自由的人，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人人都能够自己去界定天堂和地狱。可能某一时刻对某人来说是真实的，对其他的人却并非如此，而另一时刻也不相同。这就是这位孤独而自由的老人所隐藏的启示，他居住在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一种专制制度的意义，其客观事实就是为所有的人制定出一种幸福的标准。

个人主义，自由，公正，相对论。

我端详着照片上这位中国人那张面带永恒微笑的脸，平静而执著，饱含着无数细微的皱纹，仿佛显露着逝去的岁月和那些数不清的不期而遇的人。我被这种锯齿般的，漂泊与纷繁的人生所吸引，他的抉择、忠诚，以及最终离开西方回归“本土”的决断令我深深地感动。在他的家乡，他的先辈的世界和这套简朴的中国寓所中，通过费希特与但丁，妥斯绥耶夫斯基和孔子，海明威及马来-波利尼西亚的传统习俗，他拥有了整个世界。

这张脸告诉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有行动的自由，并且要象中国的龙那样，变化和发展，不要仅仅滞留在水中、陆地和天空，要永远保持相对性，使之符合文化、时间、空间的尺度。同时在变化中尽可能围绕自我的轴心转动。

只有达吉雅娜的俄罗斯阳光，母亲的中国阳光能给你们启迪，并给你们带来和平，最终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