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研究专栏                         

编者按：本文乃是盛成先生法文著作《我的母亲》的序言，作者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 1971—1945）。瓦氏写就这篇序言的时间为1928年，当时他刚刚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文坛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瓦氏被公认为是一位惜墨如金的作家，所以为一位来自中国的作家的法文著作写序，就更加难得一见了。原文洋洋万言，长达十六页，足见盛成先生的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瓦氏的心灵，遂以此文表达他对作者以及《我的母亲》这本书的诚挚感情和由衷赞赏。原文没有标题，译者在重新翻译时根据文章的内容，自拟一题目，特此说明。

               西 方 人 眼 中 的 中 国

                         ——盛成著《我的母亲》序言

                                     （法国）保尔·瓦雷里

                                              胥 弋  译

大众喜闻乐见的书并不多见，确有真知灼见的书亦为世间少有。两者兼而有之的就更加难以觅得了。但是稀见并非真的不可能有；或许有朝一日，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非凡之作，会成为世界新纪元的一个征兆。

我发现在盛成先生的著作中，在那最柔和的色彩与最亲切的形象之下，初次显露出无比崇高的、令人赞叹的新奇事物。它使我联想到破晓的曙光，玫瑰色的世间奇景，通过这些细腻、温情的色调，揭示和彰显出一个时代诞生中的沧桑巨变。

有什么事情比欧洲人与远东人在思想和心灵方面的联系和最直接的沟通，更加新奇、更加重要且有更加深远的影响的呢？迄今为止，这种观念与思想上的交流从未曾有过，而且至今在我们中间仍未有人意识到这种交流是完全可能的。

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在我们的想象中，那里生活着一个奇怪的民族，因为最顺理成章的便是想象着他们所做的，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头戴假发、涂脂抹粉抑或是戴着大礼帽的人，对于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的人，不可能不表现出惊奇与诧异。

我们茫然而无所适从地面对这一诡谲的民族，他们的睿智与愚顽；既弱不禁风又恒久不衰；惰性僵化而又技艺出众；既愚昧无知，却又机智灵活；既质朴天真，又狡黠无比；既节俭朴实又追求奢华；永无穷尽的滑稽可笑与荒诞不羁。我们眼中看到的中国幅员辽阔而空虚薄弱，有创造力而停滞不前，迷信鬼神而又没有宗教信仰，残忍野蛮而又充满理性，有清规戒律却又腐化堕落；我们被如此混沌无序的印象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应当将其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置于何种地位。而我们坚不可摧的体系是从埃及人、犹太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那里得来的，我们既不能像中国人对待我们那样将其贬抑到野蛮人的行列，也不能把它抬高到我们引以自豪的地位，于是就将其放置于另一个星球上，纳入另外一种历史纪年中，归属于既真实而又难以理解的类别中，既与我们同生共存，却又绵延不绝、永无穷尽。

举例来说吧，我们最不容易理解思想之受制于意志，以及物质力量受到传统礼教的遏制。因此，欧洲人扪心自问：中国人何以能发明了指南针呢？他们怎么不深化这种好奇心，并继续专注于此，直至磁性引力学领域呢？另外，发明指南针的人们，怎么会想不起引领一支舰队远渡重洋，去探寻和征服更遥远的疆域呢？同样又发明了火药，却为何没能深入到化学领域中去，也没能发明大炮呢？他们却把精力浪费到制作烟花、及其无足轻重的夜晚的消遣娱乐中了。

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发现它们的中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掌握了能够无休止地破坏世间安宁的手段。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因为正是我们心存最大限度地滥用的欲念，而无法理解别人不这样做的原由，以及他们没有从中获得每一份利益和可乘之机，并因之取得最大限度的、臻至完美的成果，并且将这些发明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正是使得整个世界因为我们的举动而显得异常渺小吗？不正是压制我们的思想，且亦非受到不为人知的虚无缥缈之无限量的压抑，而是被所有可知与永远不可知的现时存在的量所驾驭的吗？

因此，我们总是需要更紧张、更快捷、更准确、更纯粹、更意外的东西。新生的事物，实际上却是很容易消逝的，于我们而言，是十分卓越的品质。我们缺少了它，一切事物就将日趋衰亡；有了它的存在，则会不断地推陈出新。由于惟恐被视为庸才，受到蔑视以及让人感到厌弃，我们总是迫使自己在艺术、道德、政治和思想上变得更加进步，并且不再为对抗、冲突所产生的实际的影响和震动而妄作评论。恺撒认为，一个人只要他在世间还有未竟之业，就不能算是有所作为；拿破仑写道：“我只是生活在两年之后。”看来他们将这种焦燥与偏激差不多都传授给白种人了，我们也被怂恿得象他们那样，如果不凭借自己所特有的放纵将过去所做的一切摧毁，就会显得无所事事，而且我们亦会得到同样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我们可以相信它的创造性，事实上它的行为方法比与其相反的倾向更不缺乏能动性。有时常常会出现有步骤的对新事物的追求，但却是一种更缺乏效力的外在形式： 一种单纯的“技巧”而已。

一种以更迅捷快速为准则的社会，与另一种以惰性作为其更突出的本质的社会，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几乎不可能保持均衡；但是使两者之间的关系维持平衡，成为一种真正的和平之准则，实在难以相信其是否存在。

还有比这种情况更糟糕的。

遗憾的是对于人类来说，在事物的自然规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肇始于通过最少的个体之间的接触，去探求其共同的根源，并且在认识万物之初洞察到人类情感的相通之处。

起先，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是通过那些最冷酷的、最贪婪的人，抑或是最强硬固执的传道者们，而且他们只传不受，因此与前者有所区别。两者与他人所进行的物物交换并不平等，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根本不重视和平、自由、或者他人的信仰和利益。他们把全部精力、才能、学识、忠诚都献身于构筑和不择手段地利用这种不平等。不遗余力地、且总是不择手段地将己所不欲之事强加给别人去做。既然如此，他们就势必会轻视别人，有时往往自己对此浑然不觉，甚至毫无愧疚地竭力强迫他人就范，或者使其受到引诱和迷惑。开始的时候只是蔑视，相互之间既缺乏更多的轻松自然，也缺乏更多的机智敏捷。

互相无法了解，互相蔑视，甚至互相之间与生俱来的“势不两立”，和他们之间的彼此否定，以及他们之间那些过激的或者奸诈的不可告人的欲念。这便是从古至今 “老古董[1]”与“洋鬼子”相互交往中其心理状态的实质性内容。

然而，“洋鬼子”们因为他们卓有成效的行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而雀跃欢呼的时刻来临了。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魔鬼们，沈湎于狂热的思想，以及对权力和知识的滥用；激发和挥霍着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能量；产生出更多的他们无法规避的未知的力量；建立起较之所有观念都更加复杂、更加全面的没有极限的思想体系。此外，他们更加热衷于将那些原始的种族，抑或是那些不堪忍受其传统习俗的人们，从他们的愚蠢僵化与麻木不仁中拯救出来。

在这种形势下，一场激烈的，产生前所未有之影响的，并且令整个世界陷入恐慌中的战争爆发了，人类在战争的深渊中饱受摧残。全世界拥有各种肤色、各种习俗和各种文化的人们均被召来接受这末日审判前的一次审判。各种思想、信念、见解与言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先前的政治稳定性，也同时经受着一次巨大的考验。由于这场战争是一起意外事件所引起的冲突，物质上必须倾其全部力量方能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一场漫长的、全面的战争扰乱了所有的人头脑中对整个世界及其未来的业已形成的观念。

鉴于和平只是一种协议条款的制度、一种象征的平衡、一种本质上可信的海市蜃楼。于是威胁恐吓取代了行动，证券取代了黄金，黄金则取代了所有的一切。而信誉、可能、习惯以及记忆和言论却成为政治游戏中最直接的因素——因为政治是投机行为——是建立在虚假的价值之上的或多或少的真实的交易。“一切政治都可以归结为权力交易中的预先支取和延期兑付。”战争将对这种形势进行最后的清算。——要求真正实力的参与和付出——它使心灵经受考验，揭开了隐秘的内幕，行动战胜了想象，结局摧毁了荣誉，意外事件打破了先前的预言，死亡覆盖了空洞的话语。战争发展的趋势将日后所有事物的命运，全都取决于瞬息间发生的一切不可预知的事实。

因此上一次战争中显露出许多新的启示。我们发现世界上最傲慢和最富有的民族沦落成乞丐，向最贫穷弱小的国家求助。向别人企求劳动力、面包、和一切可能的援助。当他们把自身的全部力量都投入的时候，自己却没有能力维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多少双眼睛目睹了这一切，许多对过去的反省与比较得以深入人心。

但是随后发生的最重要的战事并非在我们的国土上蔓延，时至今日那些最深切感受到惶恐不安与风云突变的人们，并非是在战争冲突中那些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抵抗者。战争的影响扩散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波及到东方广大民众中的严重的战争后果，反过头来又殃及我们自身。

最终“老古董”们认识到过于固执和过于长久的消极被动所导致的危害。长久以来，他们将社会变革视为洪水猛兽，而“洋鬼子”们却一直秉持着与此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些希腊辩证法、古罗马智慧和新教教义的承袭者，却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从它的沉睡中唤醒了。我不晓得这个习惯于接受精致优雅文化政体的民族，已经沉睡了多少个世纪？人们无法预知他们醒来之后，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全面动乱，欧洲内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无从知晓在未来崭新的时代中，人类社会将趋于何种新的均衡形势下。

然而人道地去关注这些人类的问题，我只是个人认为这些如此迥然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相互接近将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面对面从未正视过对方的人们，彼此之间如同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因为相互之间一无所求。确切地说，我们彼此在对方看来只不过是些“奇怪的动物”，如果我们是被迫相互承认具有某些独特的品行，或者某些方面的优势的话，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些曾经被我们视为动物的人们，意识到他们身上具有我们所缺乏的某种力量、敏捷和技能的时候，就不再过于被动地勉强行事了。

我们过去相互之间的了解，以及现在的相互了解，仅仅是通过商业贸易、战争冲突、现实政治与教会政治的交往获得的。——所有的往来交接最根本的便是双方的敌对观念和相互篾视。

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肯定是肤浅的，不仅与人们内心深处极端的愚昧无知达成默契，而且确实必然如此：因为当你发现一些具有深邃的生命力，并且可以与之心心相印的人，想去欺骗、伤害或者消灭他们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把地球上的人类引领到如此密切的相互依存状态中，交通通讯变得如此迅捷，以至于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再也不能互相贬低和蔑视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低到单纯的利益上的操纵和利用。在剥削、渗透、压迫与竞争的行为之外，还应有其他行为的存在空间。

长久以来，远东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令我们倍加瞩目。西方人的贪婪本性，使其自诩为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他们把从东方搜罗来的大量的奇珍异宝，放置于最头等的藏品之列。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对形式上的匀称及构成颇为谙熟的希腊人，似乎对本质、原料上的臻至完善有所疏漏。——他们满足于现有的一切，不去竭力追求更加精致的东西，不去关注意义无限延伸的可能性、从而延缓了观念的形成。但是我们应当感谢天朝帝国卓绝完美的发明创造，诸如丝绸、瓷器、珐琅器、纸张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些发明使我们变得更加亲近，因为它们恰好具有符合普遍文明的特征。

但是如果我们不抛弃漠然置之的态度，而仅仅限于对花瓶、漆器、象牙工艺品、青铜制品、玉器等物品的抚弄和把玩的话，那么就不能充分重视和利用来自于一个外国民族的聪明才智，因为除了这些被证明是杰作的可供消遣娱乐、有纪念意义的艺术品之外，还有更加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我冒昧地向大家介绍并推荐盛成先生的著作，期望该书能够使大家对那些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视、误解，以及凭借过于天真的自信所嘲笑的事物发生兴趣。

这位学者，是文人之子，一个中国古老家族的后裔，在他的诸多先辈之中，可以追溯到令人景仰、久负盛名的老子。这位学者，是来我们欧洲学习自然科学的。我说什么？他是来学习人生科学的，而人生科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谋求生存”。

请看这位二十九岁的亚洲青年，获得了多少经验和教训！

以下就是他本人简要自述的经历：

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我在南京的美国教会学校读书。二次革命时逃往上海，在南洋路矿学校学习。之后转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期满毕业。

1916年，我成为京汉铁路的一名售票员。

1919年，与其他人一起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

鉴于留在铁路公司继续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处境，我被迫放弃了铁路上的职务（列车长），同时辞去了长辛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及长辛店各界联合会会长的职务。

后赴上海，代表长辛店铁路工人出席了全国各界联合会。我感到自己能力不足，难以完成重任，于是提请辞职，并于1919年10月20日出洋留学。先抵达英国，后转往法国。

作为一名华法教育会的成员和勤工俭学运动的支持者，我在巴黎的迪希龙木工厂工作。后来，我来到诗人龙沙的故乡，进入旺多姆中学学习。

不久，又回到工厂，我需要赚钱来解决个人温饱问题。

再返回校园。我于1920年进入蒙比利埃农业专科学校。

又一次进入工厂。这次是在比利牛斯山、塞文山脉和阿尔卑斯山的养蚕场工作。

再返回学校。又进入棉纺厂和拈丝厂工作。

然后又进入蒙比利埃农业专科学校作实习生。

复入意大利北部的工厂。

再进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生物学院学习。

最后返回法国，到蒙比利埃大学开始从事博物学研究。1924年，获得理科学士学位。随后又在理学院继续攻读，并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获得高等理科硕士学位。现在巴黎大学担任助教。

正是这个喜欢冒险的盛成，用法文写出了他的著作。

他并没有更多的奢望，至少可以使我们能够深入到这人口众多的民众的深渊里，那充满生命力的深邃之中。直到如今，我们对其所了解的一切只是根据一些旁观者的主观臆断，而这些旁观者的眼光同我们是何其的相似。

我们这位作者的野心是异乎寻常的。他想要感动我们的心灵。他并不满足于从表面上向我们诠释中国，而是期望我们对中国深深地产生爱恋。作者在其中设置一道隐约可见的柔美的光束，它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家庭的整个机体一目了然，向我们展现出她的风俗、美德、高尚、悲哀以及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无穷的生命力。

盛成以一种最别出心裁、最细致入微和最巧妙的手法写就此书：他选择了自己的母亲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这位具有高尚心灵的夫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物形象。她或者讲述因缠足所承受痛苦折磨的伤心往事，或者向子女们诉说她的家庭生活中的变故，或者给孩子们讲述如此真实、如此神秘、生动有趣的故事，又或者对我们倾吐一些关于政治事件的感想。倾听她的讲述，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

把一位最慈爱和最善良的母亲，当作一个民族的代言人，放置于人类的面前，是多么别具匠心和多么合乎情理的想法啊，读者不可能不为之感动并受到震撼。

我把自己的全部感想说出来了吗？

如果作者对我们相当了解，那么他是否借用他母亲的人与名，来触及到我们的灵魂呢？他从没有想到通过母亲的慈爱，委婉地使其转变为我们对博爱的笃信吗？我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西方人，能够用最高尚的情感，毫无顾忌地对中国人倾诉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