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琼·佩斯与雷雪   

---

                                                  卢 岚

阿历克斯·雷雪(Alexis Leger Leger 1887-1975) 是1916年法国派驻北京的三等秘书，逐步普升到一等。五年后当他离开中国时，既经历了他初期的外交锻炼，也经历了他的中国时期的诗歌创作。到他返回欧洲，行囊中就多出了一本诗集《阿纳巴斯》（Anabase又译《远征》）。

1924年，诗集以圣-琼. 佩斯（Saint-John Perse）的笔名发表，于是，从外交家雷雪的后面走出了诗人佩斯。甫登上诗坛，马上引起艾略特和里尔克等名诗人的注目，都写了评论文章。诗集被翻译成数国文字，他的诗人之路铺开了。但当大家对他翘首以待时，佩斯却将笔搁下，且一搁二十年，旧作也不让出版社重版，秘密何在？为该理性就理性，避免在政治上让激情带着走？以后，我们只看到一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外交家，他的活动贯串了第三共和国所有对外政策和实践工作，直至官拜外交部政策司司长。从政不算数，还得积极投入，凡事一板一眼，有关政治，军事，以及维护欧洲和平的国际会议他都参加了。二次大战时，他拒绝绥靖政策，为政府的投降派所指斥，被雷诺（P.Reynaud）免去司长职务，让他去当美国大使，但他拒绝合作。黑狗、白狗不能混为一谈，决非万事一场梦。他被解除一切职务，还被剥夺了国籍。他索性投身于抵抗运动。德军逼近巴黎，才辗转经英国，最后抵达美国。巴黎被德军占领期间，他的府邸被查抄，洗劫。

流亡美国后，虽然继续支持抗德运动，毕竟从繁忙的政治舞台上退下来，从数字，日期，条款，签字，以及会议上勾心斗角或磨拳擦掌中退下来，有时间重新省视或发现自己，有闲暇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当初，他把外交工作放在脑袋里，把诗歌放入心底，安置到内心最不显眼的一角。既然做了雷雪就做雷雪，政治是雷雪的命运。诗歌尽管是心头好，却属于雷雪后面的佩斯。政治与诗歌，雷雪与佩斯各有各的位置，不能相混。他既浪漫也现实。他让诗歌这炉火熄灭了，却留下几颗星火守候着，我们有理由这样相信。这位出生于瓜得罗普的法国人，从小心灵敏感，一条被台风刮上岸的小帆船就足以使他震动。他一生酷爱驾舟海上漫游，在海阔天高中，神通天地，思向风云，直抵宇宙深处。平日喜欢用望远镜观看天象。以他这种诗人气质，却投身于政治，若非误会，也是命运故设的曲折道路。

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1997年在纪念圣-琼·佩斯的大会上曾经说：“在前后仅仅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唤醒了二十世纪法国最大诗人中的三位。”另外两位指的是谢阁兰和克洛岱尔。这句话使我们中国人开心。中国是诗歌国度，能吟诗的人不限于高层知识份子，从帝皇将相到道士、尼姑、普通百姓，无不在各人的天地间开拓诗的世界。民间类似刘三姐的对歌，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悬崖上的夜唱，中国南方牧童的山歌，春节期间城乡家家户户贴出的对联，庙宇，寺院，普通人家门前或壁上的的长联，婚嫁喜宴帖子上的祝愿，无不以诗歌形式出现；世事万千，天旋地转，“大风起兮尘飞扬”，“虞兮虞兮奈若何”，无不最后归结到诗歌。这种现象惟中国特有。诗歌，是中国全民的宗教。毛磊先生发现西方人来到中国，诗的意识很容易被“唤醒”，这种观察的确到位。以雷雪的诗人气质，来到一个诗歌国度，对诗的渴望想藏也藏不住。他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总是寻找清静的，可供他思想策骑奔马的地方。他定期跑到北京郊区，入住到寺院里。一位研究他的学者亨利（Albert Henry）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列克斯·雷雪与圣-琼·佩斯相遇于桃源寺》。这里的桃源寺恐怕是后来周家树先生所寻找到的大觉寺。

中国的寺院、僧侣以及东方世界的气氛，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无可置疑显得奇特、神秘而深不可测，一如面对佛教、道教，或喇嘛、密宗所产生的神秘感觉。尤其对一个诗人，必然有所触发，产生神秘的相通和传授。诗集《阿纳巴斯》就这样产生了？

诗人之路己清晰不过，但他返回欧洲后，俗务更喘喘迫人。掉到他头上的是日益繁重的外交工作，不是让他去做诗的闲暇。又据说，因为他一句话，使一位部长惊为俊才，在仕途上给他大力保荐，雷雪越发被现实挟带着向前走。诗集《阿纳巴斯》出版后，他的笔一搁就是二十年，诗人的背影越去越远，读者己无法跟踪。而作为政客，他不但入世，且一丝不拘，雷雪的形象又怎能不越来越膨胀？如果不是那场战火，雷雪也许会将佩斯永远掩盖。

流亡美国期间，他供职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从喧闹的政治生活返回到文化圈子当中，将搁置内心一角的诗歌再次抖出来，从政客路上折回到诗人路上，佩斯从雷雪背后走出来了。当雷雪被迫流亡时，克洛岱尔曾经说：“第三共和国无疑失掉了一位政治家，法兰西却获得了一位再生的诗人。”1940－1945年期间，成为他创作的最旺盛时期，他写了《流亡》、《诗赠异邦女士》，长诗《雨》、《雪》、《风》等，后来结了五部诗集。也许那时节大家才发现，这位外交家从外到里直至骨髓，都充满了诗。1945－1957年是他的逍遥年代。到戴高乐政府成立，雷雪恢复国籍和外交公职，与戴高乐也尽释前嫌，但他无意再上仕途，自觉历史己翻过一页，宁可赋闲寓居华盛顿，平日驾舟漫游南美沿岸的大西洋，安德列斯群岛、墨西哥湾、佛罗里达海岸等。他也陆上旅行，足迹遍美国和加拿大。这些游历，为后来的长诗《航标》提供了灵感和素材，1957年诗成发表，作为他思想的总结。

作为诗人，他出世飘逸，如闲云野鹤。诗歌是风，是雨，是花，是神秘，是时空，是深海，是万年的蚍蜉一瞬，是一朝一夕的永恒，是活着的不自在，或者自在。佩斯写的应该是活着的自在。他的笔从身处的时空开始，纵览古今，目光去得极远，直抵时空的尽头，但狂想和梦幻都不是无缰之马，都有一根绳缚着。重要的是有节制，乐观面对未来，介入生活和时代。196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年他专心致至于外交事务时，也许不曾想到，为他暗中编织桂冠的是文学，而不是政治。

1962年，“七星出版社”（Pléatre）为佩斯出全集，到1972年，全集终于出来了，其中包括一部《亚洲信扎》（Les Lettres d Asie）。这个命名首先引人入胜，关系到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视觉。是洋眼看东方。但这部书信集引起一些话题，因为作者标榜这些信件是他派驻中国期间给亲友的书信，后来多方面收集出版的。九十年代，一位大学讲师马约（C. Mayaux）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追踪这些信件的轨迹，指出信件远非我们当初所相信的，是当时雷雪从中国寄出的原件，而是后来为出全集而补写的。资料大体来自一份当时的期刊＜北京政务＞（La Politique de Pekin）。马约要写论文，这是她自己的一番事业。佩斯原来可以用日记或回忆录形式来写，这样可以避免一切话题。他采取通讯形式，是要以自己的方法来点燃自己的神灯，照到别人的灯火从未照到的地方。不管这是新法或旧法新用，都正好说明，佩斯的诗人生涯是无心插柳。如果当初打算日后只做个诗人，那幺参与政治工作是为获得素材，可以即场记下中国五年外交生活的大小事件、细节，不用等出全集时才补写。战争造成他的政治生涯的断裂，却为他的文学前景提供了机会。美国岁月成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最丰盛时期。佩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锤敲定后，才回过头去为雷雪立传，以带有距离感的美学角度，去为雷雪寻找失去时光。失去的时光就在中国。

北京五年时间，是他的外交生涯的准备阶段，业务压力不太大，精神上拥有更大的诗人空间。他尽量利用空余时间走出家门，到野外或寺院去寻求安静，去捕捉灵感或中国神秘一面。《亚洲信扎》记载了1917年七月十三日写给上司孔蒂的信，要求两天假期休息：“我十分疲倦，我需要你曾经答应过我的两天假期。”

1917年九月二十二日，从北京郊区桃源寺写给医务参赞比西埃信中，有这样的文字：“这里夜间的闲暇无边无际，万籁俱寂衬托出极度的虚无和空乏，通到梦想世界中去，一直到天亮。”九月二十七日，又从桃源寺给孔蒂写信：“我真的自己一人在这里，一间小小的道教隐舍中。夜间贞静得你简直不敢相信。我唯一的晚课是跟野天鹅对话，现在它们正在这个北方中国的山区上飞过。”

从充满心机计较的工作环境中，尽量偷空，那怕一两天，到静穆的寺院里，混在所谓“槛外人”僧侣中，在那些眼睛半开半闭，老在沉思默想，并日日夜夜充当着守卫的佛像当中，无疑是闯荡到中国人神秘的精神世界里。他要一把抓住一颗中国灵魂。寺院外的自然世界，同样使他感兴趣，吸引他的注意力。在他笔下，北京附近展现了这样一片郊野：

“日间你看到一片宽广的无名旷野，人迹稀罕，不见牲口，惟一的人间烟火是我脚下低谷里的一条河流，河床是沙石。传到我耳际间的只是水流撞击沙石的声音，是在一些看不见的村落之间，从一岸向另一岸呼唤艄公的叫喊声和交谈。再过去，山峦重垒，是通向蒙古和新疆的最初出口大路。那边的某处地方，曾经走过最初的商旅队伍。更远的世界，则虚无飘渺，只有超越时间的目光才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在这一切之上，时间将大亚洲定了格。从那里，一个古老的游牧帝国和没有标记的路面上的脚印己经抹去。这完全是一个佛教的，喇嘛教的和密宗的亚洲了。它大步跨向前，远离了孔夫子的谦躬礼让。”

他也跟朋友结伴，在中国境内作长途旅行。1920年五月四日给他母亲的信提及：

“五天之后我将出发到Kalgan，从那里开始，一直走到外蒙古去。再穿过戈壁沙漠，直到Ourga，这个游牧国度的首府，使人遐想，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远。我准备从那里出发到西边走走，骑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以便考察一下取道新疆或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古道返回欧洲的可能性。”

就这样，神秘的中国精神面貌和大地，铸造了一个西方诗人和外交家的灵魂。中国数年的使馆内外的交际生活，私人生活，他私心追求的离群、孤独和静思的生活，都成为研究他的学者的重要素材和依据。他日后的成就，无论外交上，文学上，个人的修身，这段经历是重要的渊源。他的诗歌创作从1908年的《赞歌》开始，在中国五年，写成了技巧几臻完美的史诗式长诗《远征》；1916年，作为三等秘书派驻中国，1922年，己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和亚洲、澳洲司司长等多项职务，这种火箭式的飞升，有什幺秘密幺？政治上的黑白分明，个人修身几近苦行，直至年行七十一才跟一个寡妇结婚，也有什幺秘密幺？

在《亚洲信扎》中，佩斯通过为雷雪找寻失去时光，将一个他所认识的中国时代，以及在舞台上的几个重要人物展示给读者。他首先谈到的是陆征祥，一个从满清时代开始从事外交活动的最早的外交家。1892年，在二十一岁年纪上头，他被清朝派驻圣彼得斯堡。民国后曾经是派驻瑞士的大使，并数度任外交总长，是参加凡尔赛和约谈判的代表。雷雪认定他是一个最能标志他的北京岁月的人物。他个人认为，陆征祥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学问家，在繁忙的政治生活中，还将一些法国作品翻译成中文，比如库绍（P.L.Couchaud）的《诗人与亚洲贤哲》，《参观孔庙》，还有克莱芒索（J.Clemenceau）的一部戏剧等。他也追求精神生活，1911年，受洗为天主教徒。他的比利时妻子逝世后，1929年成为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得会修士，在修道院度过余生，直到1948年逝世。这种西方化的精神和行为举止，自然取得佩斯的敬仰。

如果说陆征祥是佩斯要谈的政治人物，梁启超则是他要谈及的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人物，何况他也界入政治，是著名的改革派。雷雪于1918年十二月给母亲的信中，为梁氏素描了几笔：“你会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他穿唐装，甚至出国，也是惟一穿唐装的人。”信中又说梁氏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业余政治家，青年导师”，具公民和爱国意识，暂时放弃他的文学爱好，投身于国家的调解和革新活动。“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和法律的改革家，他只是以讲话和笔杆来传达他的思想，就像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那样。”他指出梁启超企图建立一种适合于中国的宪法制度，却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政治实践，因为这不适合于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和形势。佩斯喜欢梁氏这个人物，却不同意他的政见：“在充满危机的当下形势，他的观点未免过于理论化和太过急进。”

佩斯着墨的第三个人物是容龄，把她作为他的北京时代的社交界的代表。1919年五月雷雪给母亲的信，很详细谈及容龄。说她父亲是1900年满清派驻法国的大使。她和姐妹德龄在巴黎受教育，对西方文化敏感开放，致力于个人的艺术和文学修养，尽量使公使馆成为巴黎的东方文化中心。回国后，姐妹俩成为慈禧太后的卸前女官。由于容龄的丈夫唐宝朝也是慈禧的卸前侍卫官，雷雪称容龄为“唐宝朝将军夫人”。他说这位夫人曾经帮助他进入公众或私人的社交圈子，那是外国人不容易进入的地方。

他也提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李煜瀛教授，说他们都是宣扬法国文化的人，致力于将中国学生送到法国留学。他们对西方文化和教育的热忱，雷雪反而略有微辞，认为中国必须忠于自己的过去，保持自己的神话，不能过份西化。

有了这几个人物，他的个人经历就有了整体背景，也给读者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舞台的印象。既然他跟中国历史有密切联系，个人的经历则更具份量。当佩斯将一个他所认识的中国面貌向读者展示时，雷雪在中国的失去时光也就呼之欲出。诗人佩斯与政客雷雪，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法国人传奇的一生。

在瑞典皇宫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当佩斯与雷雪跳过了圆舞曲，时间就在他的两种身份之间作了选择，诗人被推到前台上来，外交家逐渐向幕后隐去。但无论走到前台上的圣-琼·佩斯，或向幕后隐去的阿列克斯·雷雪，都有中国的渊源，都打上了中国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