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系法国驻华大使毛磊（Pierre Morel）先生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文发表于《跨文化对话》第四辑。编者认为该文对二十世纪中法文化交流有概括性的论述，特别是文章中提及的一些观点与编者创建这个网站的最初构想不谋而合，所以在此特别收入，以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想重提我昨晚和伯莱(Pollet)副校长交换过的看法，那就是我们正处在要切实加深中法两国了解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更好地认识双方的交流史。当然，就这一主题已经有过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和课题，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研究双方关系史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方法，比如可以采用分析的方法，从多个点切入主题，也可以用综合的方法，纵观全局，用更融合的方式诠释双方漫长交流史的意义。有很多事正等着我们去做。 为什么这样的工作举足轻重? 因为我们已经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对话时代。换言之，我们最终得以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我们已走出了陈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交流是更为直接和具体的。 诚然，几个世纪以来，两国的交流出现了几位先驱和几个恃例；但今天，交往变得更加持久，形式也更为丰富。过去几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远远比不上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来得辉煌。 这项工作分几个阶段在政治外交领域进行。它通过几个关键词体现出来，我很快地提一提: “全球伙伴关系”，它是由中法两国首脑于1997年5月缔结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我们尝试在各领域实施的行动准则； 另一个词就是“多极世界”，“多极化”研究是我们工作的主题，要找到恰当的定义和具体工作的着眼点。 最后我要提一个敏感的问题——人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 法国人和中国人，我们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建立了积极的对话机制。这是一项真正的研究，我们试图从中寻找到某个平衡点，尤其在一年半前签署的中法宣言已然谈到了在考虑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尊重人权的普遍性问题。 由此，在推进对话的进程中，我们接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看到寻求双方的最佳理解渐渐成为各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 我本人当然完全尊重学术独立的研究工作。你们在今后几天要探讨的作家是很有价值的，首先因为他们自身就很吸引人，其次，他们的经历和作品有一层更广泛的意义。

说了以上这些理由后，我想结合中法关系同诸位谈淡我对这些作家的思考。我先简要地提几个人名，是他们最初真正对中国感兴趣。我想起了蒙田，他对中国的行政和科举制度相当着迷。之后有耶酥会士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路易十四派遣的赴华科技使团，再后来，孟德斯鸠将中国纳入他对国家体制的研究中，伏尔泰则对中国的“仁”心想神往。 中国已然成为研究对象，但当时交流还是断续的，既没有持续的相遇也没有双方的共识。耶酥会士的经历是奇特的，他们最终的失败证明:人人各居其所。 十九世纪标志了新的尝试，相遇产生了我们熟知的碰撞，但不管怎么说，一种真正的、并不圃于贸易的关系得以维系。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有时是悲怆的，常常是痛苦的，但它对现代中国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它包括受法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天主教耶酥会士在全中国的宗教企图。他们的忠诚令人钦佩，但他们理解力的缺乏则令人扼腕，冲突往往就发生在他们与拒绝他种权力登陆中国的当权者之间。 就在这时，另一种相遇出现了，对我们所感兴趣的深入研究中国的主题意义重大。1834年，汉语教学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开创: 语言和文化的学习激励了当年的旅行家和最初的使团成员。首先要提到的是古伯察（Evariste Huc，1813—1860）神父，他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因为他对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作出了卓越的综述，可与同时代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对美国，古斯汀(Custine)对俄罗斯的著述相媲美。 在法兰西学院沙畹（Edouars Chawannes）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国汉学家群落出现了。他是将科学的方法引人中国研究的第一人，科学的人文方法，和勒内（Renan，1823—1892）在同时期用来研究《圣经》的方法是一样的。 对十九世纪简短的回顾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900年前后发生的重要转折。 我们接触到的首先是勇敢而迫不及待地想发现广袤中国的前人所完成的旅程和跋涉。这里得提到一个今天已很少被提及的名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他无疑是最伟大的西方汉学家之一。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只比他早几年进人中国的突厥斯坦，伯希和是发现敦煌洞窟壁画手稿的第二人。我知道今天中国对他的行动持一种批评的视角，但我只想提一点，当他发现并占有了用中亚他所认识的各种话言书写的敦煌手稿后，他回到北京，召集他的中国朋友并向他们展示、让他们共享他的发现。这在今天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自然知道。但我们是在以研究和思考为本的研讨会上，应谈尝试去理解过去。学术、科学的关系是不平等、艰难和不完全的，但我们处在认知领域真正交流的开始。 在这些跋涉和研究之外，还有另一个无法更替的事件，那就是今天研讨会的中心，即真正发现中国的法国艺术家、作家们的投射到中国的目光和他们在中国的体验。 我们文学上的几位大师为发现申国和在中国的经历所震动，在之后的二三十年中以各自的形式转换。为什么? 因为他们拥有另一个世界，一个他者的经验，令人困惑、印象深刻、永不枯竭；因为他们发现了他们无法衡量其广度的历史；因为这一震动发生在欧洲思想陷入危机的时候。 欧洲霸权热烈、贪婪、一厢情愿地投人了殖民活动。但中国显然不愿沦为殖民地，理由很多。就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谈到两位诗人: 维克多·雨果和兰波。雨果在著名的1861年1月25日的信中抨击了列强对圆明园的掠夺，否认在中国文化面前欧洲列强的优越性；兰波在搁笔之后去了遥远的爪哇，之后去了埃塞俄比亚: 这是一个疲惫和绝裂的行为，也未尝不是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一种评判。他的游历没有好的结局，荒凉的哈勒尔（埃塞俄比亚一城市名）并非宜人的港湾。他回到法国，落叶归根。但他的行为却保持了它的力量，在当时的年轻一代，尤其在克洛岱尔、谢阁兰和圣-琼·佩斯身上体现出来， 三人都承认兰波的魅力对他们的影响。 这些选择中国来脱自身文化之困的诗人发现了一种认识: 中国不是客体，不被好奇心驱使，不容消遣遁世，而是一个主体，一个自找的世界。“义和拳”时期所谓的“八国列强”在武力上处于统治地位，但诗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显露了他们的认识: 中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国”。

现在我想谈谈接下来几天要探讨的五位作家。各人以各人的方式从中国接受了一种个人的、与各自性格相契合的启示，指导他们今后的发展。这里无疑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但它却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中处处体现出来。 我从三位刚才已经提到过的、联系密切的诗人谈起: 他们彼此认识，几乎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三人都使法国的诗歌发展蜕变，他们就是保尔·克洛岱尔、维克多·谢阁兰、阿历克西·莱热即圣-琼·佩斯。 为了将三者对待中国的态度进行比较、区别，我说克洛岱尔是停留于中国门楣之外。他震惊、痴迷。作为天主教西方作家的他在中国面前戛然止步，但同时这个世界上最有巴罗克格调的国度在这位巴罗克风格的作家心灵深处唤起了某种默契。这一点从他的作品《认识东方》中最能充分地展现出来。有些章节难免存在误读，如关于“弥勒佛”的阐述;有的章节则不啻为绝妙好辞，如关于风景，关于这个在中国极其崇尚、被他称为“符号的宗教”。这些文字有它的现实性。 谢阁兰则不同。他受克洛岱尔的影响很深，是后者指引他走向中国之路。谢阁兰在中国找到了主题，找到了激发灵感的东西。如果说克洛岱尔滞留在中国的门槛，谢阁兰则跨过了这道门槛，投身其中去再塑自我。他学习汉语，语言是基础。他每天都坚持学 习，一心想成为文人学士。他写了许多“碑文”，那是他受中国诗启发而创新的一种诗体。他竭力想穷尽中国文化，直至心有余而力不足。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索使他成了一位现代作家，并慢慢引起读者的关注。他冒着在他者那里迷失自我的危险，他和“西藏”，他未竟的遗作与之结下了一个无终结的神话。同时，他才智过人，为中国考古学开辟了道路。在伯希和发现突厥斯坦后不久，谢阁兰为西安附近的古代墓葬的最初发现铺垫了道路，他给所有文物拍摄照片，做清点工作，并对汉代的雕塑艺术作了最早的研究。 阿历克西·莱热，派驻北京的年轻外交官，成了之后的圣-琼·佩斯，正是他在中国的创作为他赢得了诗名。他写的几部和他安德列斯血统密切相连的戏剧已使他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他受克洛岱尔的鼓励而选择了外交事业，出发到远东，他的异域生涯使他发生了变化。他1916年到中国，1921年带着他伟大的诗作《阿纳巴斯》离开时已不再是当初的他了。《阿纳巴斯》于1924年付梓，迷倒了整个欧洲文学界。从圣-琼·佩斯身上看到的也是某种变化和启示。但圣-琼·佩斯并没有在中国迷失自我。他没有学习汉语。他以某种纯精神的方式穿越这个古老的国度，企及他自己的目标，也就是当时的亚洲北部，对他而言，漠漠旅程胜过文化中国。这个问题值得再去挖掘。 我再来谈谈另一位诗人，亨利·米肖，他到中国稍晚一些，在二十年代，只是路过，但中国对他的震动激发了他的代表作《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问世，作品再次提及并深化了从维克多·雨果就开始的对欧洲文明的颠覆: 文明在他处，真正的野蛮人是我们。这种认识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确定的体验，在他所有作品中都有体现，在之后的绘画中也一样。他的作品中有一丝抹不去的借鉴的痕迹，他晚年的一篇小文《中国的表形文字》证实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对中国书法和文人传统的领悟上。 马尔罗显然也很特别，但他同样也受到了中国的再塑造。他真实的体验无疑源自印度支那，但他写了两本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征服者》和《人类的状况》。他找到了神话的头号熔炼炉去锻造他的作品，法属印度支那只是引人登堂入室的门厅罢了。革命情谊、政治争斗作为现代悲剧的形式，爱的无望、存在的谎言、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冲突和政治事件一样，马尔罗的故事是围绕二十年代动荡的中国展开的。 每一位作家都带着深深的迷恋走进中国，得出了对中国、对世界更广袤、更完备的视角。中国不再只是猎奇的对象，不再只是异域风情，而是一个有广度、有深度的主题。它是更真实而神奇的，现实和神话，它提供的是人生在世的另一种方式。

这一种迂回是如何产生，又为何会产生? 这连续而有效的相遇，我们怎能不去探究呢? 举三个例子，三种经历。我们可以理解当时和中国持久的相遇产生了永恒的回响，但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震动? 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还得回到阿历克西·莱热，驻北京的外交官和诗人身上。在各国公使馆区的法国驻华使馆，每周有一个晚上，一群朋友欢聚在法国大使的私人医生家晚餐。布谢尔医生(Bussiere)在使馆工作了四十年。在这特定的时期，曾有过客居的名流，大家分享研究中国的快乐；有知名的汉学家，也有旅行者和探险家。年轻的阿历克西·莱热五年里就混在这个圈子里，众人谈论各自的游历，朗诵他们能找到的译文，介绍各自研究的进展。这既是闲聊又是学术研讨，既是文学沙龙又是旅人的驿站。 这个占了首要位置，但我们同样看到了其他民族的痕迹，被遗忘的王国，失去的世界。谢阁兰已领先一步。居斯塔夫-夏尔·图森(Gustave Charles Toussaint)，驻上海领馆法官，也定期去北京介绍他在一座喇嘛庙里得到的藏文手稿《华莲生经》(Padma Thanyig)的最新译文。《华莲生经》讲述的是西藏喇嘛教的创始人华莲生的生平。Bacot，伟大的旅行家，谈论他在云南西藏边境的冒险。这些每周一次的故事会和朗诵会，这种分享研究成果和游历的快乐成了内容迥异的晚会的共同点，这一切都以另一种形式再现在《阿纳巴斯》里。圣-琼·佩斯所谓的“黎明微风中早起的原野上的人”是两千年前的游牧民族，是一千年前的将领，同样也是他当时在北京偶遇到跟他讲述他们行踪逸事的旅客。 在五年中国日子的最后，圣-琼·佩斯作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和居斯塔夫一夏尔·图森、布谢尔医生一起穿越了戈壁和乌兰巴托。这一基于深人研究和个人体验的旅行触动了描写神话式远足的伟大诗篇。 再看一个很不同却很重要的例子，那就是吕西安·博达尔，法国驻重庆之后驻成都总领事的儿子。从五至八岁，他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欧洲人的中国世界里，他完全融入了中国的内地生活。他体会到了奇异、美和残酷。在纯中国环境下艰难地生活，只受按照法国方式生活的家庭的眷顾。受周围各种反差刺激的博达尔，凭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看到女佣的悲剧，父母之间紧张的关系，也观察到只有一名看护他的中国人围绕的世界，理解了每天发生在领事和中国名流之间关系危险的那部分。这种中国意识在他身上早熟地觉醒也意味了他创作的觉醒，形成了以后的《领事先生》、《领事之子》，这些作品成了世纪初中国生活印象的见证。 就这一点，还得承认他作品中没有依据自身经历而对中国进行的重新建构有失偏颇。他的回忆是极其生动的，从我们能找到的当时领馆的通信和同时代法国驻昆明领事奥古斯特·弗朗索瓦 (Auguste Francois)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世纪初中国所做的传神写照. 再来看第三位作家，在人们对中国的研究中他经常被忽视，他就是德日进神父（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地理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丰富的作品展现的依我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宇宙观，是宗教和科学的融合。 德日进神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载，从1925年到1947-1948年。二十年代，他是在中国的法国大旅行家之一。他是地理学家，他和中国政府合作绘制中国地图。他经年累月地旅行，穿越甘肃、宁夏、陕西。之后他又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这一发现在当时代表了科学上的一场革命，因为它早于当时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始祖。他参与了名为“黄色跨越”的雪铁龙汽车探险，从北京到阿克苏，再从阿克苏回北京。他在中国的长期居留对他而言是一种考验，因为他关于宗教的思想受到教会的批判，以至于他无权发表他的作品。他也同样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考验，从1937年开始，北平沦陷了，这阻碍了他的研究工作并使问题复杂化。但同时，凭着对生活和历史的乐观，他选择了和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中国年轻学子合作的道路。在被隔离的孤岛北平和天津，他参加了一个由中国人和外国人组成的多国研究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 战后，德日进神父写了《人的现象》，是他对地球上生命形式出现和多样化长期思考的一个总结。他的思考越是宗教，由物质世界精神显现的无止境的冲动传达的风格则越具有诗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合流: 人性共通，生命的守恒，器官生长各个阶段的本能，超越对立，委婉和微妙。德日进神父在中国写的非常有意思的通信表现出对中国的深切同情，以至于他对中国的研究不囿于地理学、古生物学和宇宙观。我们怎能无视在中国的生活激发他产生一种思想的共生，激发他世界观的形成?

共生，融合: 这在我特别提到的三个特例中都有所体现。最初的震动蔓延成创举，对中国的认知在即时、迥异的创作中产生，内容风格可以是诗、故事或散文，因为各人有各人的体会，但各自的体会都是强烈的、欣喜的。对中国的借鉴正在于此，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永远都无法抹杀。各人以各人的方式和中国作长期的、独特的相遇、交流，从此以后，两个世界再也不能彼此漠不相识。 （黄 荭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