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认识唐祖论先生的经过，我深感惭愧。确实，我曾经拜读过八十年代出版的《藐视道德的人》（纪德文集），也清晰地记得《地上的粮食》这篇充满诗意的作品，当时对译者的名字没什么印象，只是内心深深地为之陶醉。直到几年前，买到一本《瓦莱里散文选》，我才开始关注起唐祖论这个名字，因为我发现在瓦莱里的年表里，译者特别记下了盛成与瓦莱里的交往经过，这是以前的出版物中所没有的。由于我多年来对盛成的关注和研究，这不禁令我对译者刮目相看，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后来，又因为书缘认识了章乐天君，才从他那里获悉唐祖论先生的一些讯息，于是就心存一份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登门拜访。去年11月，我因为想搜集关于太谷学派的资料，南下到江苏、上海等地，终于得以与唐祖论先生谋面。那段日子上海一直阴雨连绵，我背着摄像机和三角架，风尘仆仆地来到四平路一幢老式的住宅楼，在一间狭小而简陋的房子里，一位双鬓花白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们先从盛成说起，接着谈到瓦莱里与盛成的交往，唐先生兴致勃勃地问及我从事盛成的研究经过，不时地表示赞许和鼓励；自然我们也谈到了纪德的《地上的粮食》，我说这部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极深，很真切地传达了纪德的文采。他对我的赞赏感到欣慰，说作为一个译者，他的译作能觅到知音是人生一大幸事；同时也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连称“后生可畏”。
当我提到太谷学派时，他由此引伸到太谷学派传人的抗日爱国事迹。并介绍说，他这几年在翻译法国文学之余，一直致力于编辑、出版抗日爱国文人的文集《不屈的中国人》，并为此倾注大量心血，最终不惜自费集资出版。很显然，这类书籍一般都是由官方出资出版的，而以唐先生为首的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却在为此到处奔走呼吁，实在难能可贵。我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因为这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
唐祖论先生，1931年出生于上海。儿时便经历了战火与流亡，随家人一道颠沛流离，目睹了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这血与火的洗礼令他终身难忘，并激励着他走上一条追求进步的报国之路。1949年，唐祖论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后在南京做部队新闻工作。1955年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但是两年后就被打成学生右派，从三年级开始就被迫在学校劳动改造。从此，一位满怀热情，立志报国的有为青年，走上了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1960年，又因“自然灾荒”，被遣返回上海家中，就地继续改造。之后，他不得不深入工厂和里弄，成为一名任劳任怨的小工。在长期的劳动改造中，唐祖论仍然默默地自修法语，以保持基本的外语水平，等待命运的转机。直到1978年底，他的右派问题终于被“获准改正”，才获得从事法语教学工作的机会。
八十年代初，中国普遍缺乏外语教学师资，上海虹口区业余大学校长方敬先生，以非凡的魄力在社会上网罗了一批被视为“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海内外名校毕业的教授，于是这所名不见经传的业余大学，一时间竟汇集了很多有实力的大学教师，水平甚至超过了普通高等学校。唐祖论便是其中之一，他被任命为法语教研室主任。随着高等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业余大学也面临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另寻出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唐祖论得知香港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caise de HongKong）欲寻找上海的合作伙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广州业余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立即与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建立了联系。
不久，香港法国文化协会主任方希达先生（Francis Hetroy）来上海商谈合作事宜，虹口业余大学校方目光短浅，不肯派车去机场迎接。于是，唐祖论便自己乘公共汽车，然后步行走很远的路到机场迎接。方希达先生被这种场面所感动，对虹口业大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为未来双方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接下来就是申报材料，在唐祖论的主持下，全体同仁忘我地投入准备工作中，翻译有关公文和信件。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合作办学的时机渐趋成熟。
正当苦尽甘来，瓜落蒂熟之际，唐祖论却意外地接到校方指示，说他级别不够，不得再参与法语培训中心的筹建工作。之后，1991年学校与之签订了一份协议，通知他提前退休，尽管根据教授的职称规定，唐祖论先生还未到法定的退休年龄。1992年上海法语培训中心正式成立，唐先生也从此与之无缘，回首当年发生的这一幕，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令人感叹。
本想在法语培训中心发挥自己的余热，不料却被迫提前告别了讲台，无奈之下，他只好把精力投入到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中。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唐祖论先后翻译了《地粮和新粮》、《苦儿历险记》、《埃梅童话》、《巴黎圣母院》、《瓦莱里散文选》等；编著有：《法文书信大全》、《法汉实用辞典》等。从翻译纪德和瓦莱里的作品中，他受益良多，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对一个民族而言，“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何等的重要！
与唐先生的畅谈非常短暂，最后我请他针对国内对瓦莱里的翻译研究发表个人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对瓦莱里的译介，远远落后于英、美、日等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相约有机会能一起合作做些翻译工作，以推动瓦莱里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
今年四月，我有幸被邀请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中法文学相遇与对话”学术会议。在会上再次与唐祖论先生见面，并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会议期间，唐先生将《不屈的中国人》内容摘要翻译成法文，分发给与会代表。在会议的最后讨论中，他联系自己翻译瓦莱里、纪德的著作，谈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着重强调了“使作品有生命力的独立精神”，以及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问题。
唐先生的这次发言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也给与会的法国学者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难看出，这位历经坎坷、长期致力于法语教学和法语翻译的学者，已经将弘扬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与毕生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已近耄耋之年，思想却十分活跃。他还念念不忘翻译瓦莱里的作品，同时还不遗余力的将《不屈的中国人》推荐给法国朋友。
八月的一天，从上海传来一个消息：唐祖论先生于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在上海法国总领事馆，接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学术棕榈奖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法国文化的贡献。主要针对他从事翻译以及当年协助创办上海法语培训中心所做的工作。这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却又在意料之中。在电话中我告诉唐先生，这一切早已在上海会议时就已经注定，看来法国没有忘记他所做的工作，同时我也敦促他，珍惜有限的时间，在有生之年把重点放在瓦莱里作品的翻译上。
最终，这也促成了这本《地粮·新粮》重新修订再版的机会，唐先生为此花费几个月时间撰写了资料翔实的导读，有助于读者对这本书的理解。就在出版过程中，我又认识了一位昔日的读者，令我吃惊的是，她不仅还记得书中的文字，而且能够默写下其中的一些片段……
由此我联想起，纪德对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张若名所写的论文《纪德的态度》给予的评价：“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上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翻译、阅读和研究纪德作品的热潮。到了40年末，纪德的名字便在中国彻底消失了。直到80年代，我们才读到了这些久违的，让人感到“发烫”的文字：“啊，我呼吸过多少深夜里冰冷的空气！啊，窗扉！苍白的月光泻自藏在云雾后面的月亮，仿佛来自源泉，我好像在掬饮泉水……行动吧，别去判断这是好是歹。去爱吧，别担心这是善是恶。”我想，假如纪德地下有知，也定会为自己的作品被如此传神地翻译成中文，而再次感到欣慰的……
回首唐祖论先生所走过的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经历过血与火、灵与肉的洗礼的人，他是在用心去体会原著，然后写下这些字字珠玑，句句沥血的译文，这似乎又印证了纪德在《地粮》中的那句格言：“尽最大可能去担当人性，这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