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疏离与回归

                                 ——记王道乾先生

 

                                                 吴中杰   

我最初知道王道乾这个名字，是由于他翻译的那本法国人让·弗莱维勒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50年代我上大学期间，大家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很认真，但汇集出版的马恩论文艺的书籍还不多，所以王道乾同志翻译的这本书给人印象至深，而他本人在我辈的心目中，就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到60年代初期，因为内子高云与他一起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我才与他有所接触，觉得他原来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讲话慢声细气，与当时火热的时代气氛颇有些反差。有一次在作协食堂吃饭，戴厚英问他为什么不要汤，他说：“我不善于喝汤。”戴厚英就嘲笑他讲话太斯文，说连喝汤也有什么善于不善于，不如我们年轻人说话干脆。说得他也笑起来了。

    但调侃归调侃，文研所里的年轻人却都愿意与道乾同志亲近。那时，所长郭绍虞是挂名不管事的，两个副所长叶以群和孔罗荪都是大忙人，所里的业务工作实际上则是王道乾这位学术秘书在管。他很关心年轻人的业务成长，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年轻人也很愿意与他讨论问题。我和高云的最初几篇鲁迅研究论文，都是先得到他的肯定。由他编发在《上海文学》上，——当然，还有以群同志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开始写作时只是一种渲泄感情的需要，并没有想到出版。也是道乾同志看后，要她修改出来的。没有道乾同志的肯定和鼓励，可能就没有戴厚英这个作家，她大概把这部小说稿束之高阁之后，仍旧搞她的理论研究去了。

    我们虽然都很喜欢道乾同志，与他也有相当的接触，自以为对他有所了解，但其实对他的心路历程却毫无所知。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他回到原来的审美情趣中去，翻译了韩波的散文诗和杜拉斯的小说，表现出另—面的才能；我们这才知道他的心灵的道路其实是颇为坎坷的。

    道乾同志在昆明读大学时，原来是个现代派诗人。据他的老友汪曾祺回忆说，他们住在一起时王道乾“正在读兰波(又译为韩波)的诗，写波特莱尔式的小散文，用粉笔到处画着普希金的侧面头像，把宝珠梨切成小块用绳穿成一串喂养果蝇。”其浪漫情调可想而知；他的喜欢现代派诗歌，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的诗人气质使然，同时与昆明的文艺学术环境有关。当时虽然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西南联大的精神生活仍很丰富，学术气氛非常活跃，不但有国内一流学者的讲课，而且还有国外运来的新书，并请了英国新批评派学者燕卜荪来讲授《当代英诗》，所以青年学子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颇不陌生，他们受其感染，自己也试作起来；九叶诗派的好几个诗人就是在这个氛围中养成的；道乾同志虽然读的是中法大学；但因与西南联大相近，同学之间常相来往，感染了这种气氛也是必然的。

    道乾同志也写了一些新诗，出国时都交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将其诗作陆续发表在报刊上，但此时道乾同志兴趣已经转移，却连发表了的诗作也懒得收存了。最近他的儿子在那位朋友的指点下，辛苦地为他收集散见于旧日报刊上的诗作，听说已集到200多行。我从中录出一首，可以约略窥见当年诗人王道乾的风貌：

 

    香 料

    在她跟里永远追寻一个流泪的原因，

    在她奢华的香气里永远感伤时光破碎，

    冰冷手臂挂在我肩上眼与手，

    因此都迷失于音乐里古代的灾难。

   

一个女人的命运像烟卷燃着；

    我的鞋踏着地板寻求限制；

    写着字和画着花纹的玻璃门开了又闭上，

    时间与香气从印有字和年代的瓶中流出。

   

从她的美态我永远追索痛苦的根苗，

    寒冷的身体以凉手传达一个暗淡的将来；

    音乐在舞的深处召唤召唤焦急到极点，

    我的同伴渐气化消失在失望的空中。

 

    道乾同志留学法国，是在1947一1949年。这时，国内局势正在起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能不在这些远渡重洋的学子心中激起波澜。巴黎虽是艺术之都，但战后共产党的力量也相当强大，正是在那里，道乾同志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过，这个党籍，中共并不承认，也不予转党，道乾同志是到了1957年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此乃后话。但此时，他的思想却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他留法时代好友熊秉明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王道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思想转变之彻底。王道乾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生活与艺术绝对不能相联。”“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我对我过去并不懊悔。我只是一笔抹杀，我想清明地哭泣我的过去。”“我宣布：我之舍弃艺术完全是我成功的表现。”道乾同志是真诚地捐弃旧我，走向革命了。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宣布成立，他就迫不及待地踏上回国之途。

    但是，刚成立的共和国政府一切都尚未就绪，教育部还未作好接待回国留学生的准备。幸亏旧日的熟人巴金、萧珊夫妇帮忙，介绍他到华东局文化部工作，后转入上海作家协会，这才安顿下来。在作协，他担任《文艺月报》(后改名为《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兼理论组组长，后升任执行编委；60年代初，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担任所学术秘书。这些都是经常性的工作，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任务，比如，作协的什么汇报材料，要他定稿；某首长要出国了，要他起草讲话稿，这些事限时限刻；常常需要通宵赶写，非常吃力。而更使他不能适应的，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必须写表态批判文章。他虽然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的著作，但却没有学会写批判文章，所以写起来非常吃力，而且总是写不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大张旗鼓地进行文艺批判的时候，别人多多少少都发表过几篇批判文章，道乾同志也接受了任务，但写来写去，总写不出来。这种事，实在与他的性格相去太远了：也可见思想改造之难，紧跟形势之不易。

    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在藏龙卧虎的上海作协，道乾同志虽然不属重点整肃对象，但作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批判，靠边改造的命运是难免的。而另一方面，倒也免去了写不出批判文章的苦恼。作家协会是个敏感地带，在文革前后的十多年间，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些人打倒了又爬起，有些人爬上去又跌倒。道乾同志在一旁观察思考，他虽然不明说，但心中的激荡肯定不比1948年前后为小。这样，文革结束之后，经过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又逐渐回归到自我。

    文革结束，作协文研所也解散了。道乾同志被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文学研究所去任副所长。这时政治运动的浪潮虽然消退了，但商品大潮同样冲击到学术领域中来，青年人仍旧坐不下来做学问。道乾同志沉稳的性格、扎实的学风，不适应于快速多产的需求，他仍旧颇为悖时。但毕竟约束少了，自由度大了，他可以坐下来读一些他喜欢读的书，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于是，年轻时代的审美兴趣又抬头了，他重新回到西方现代文艺中去。他翻译了普鲁斯特的论著《驳圣伯夫》、翻译了韩波的散文诗《地狱一季》、翻译了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和图尼埃的小说《礼拜五》等等。他将当年的诗情和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阅历都融入了译笔，自然译得深沉、老练而且富有诗意，远非泛泛之辈所能及。

    道乾同志不作包装，不事炒作，在沸沸扬扬的商业世界里，对自己的译品作低调处理。但仍有一些读者在万丈红尘中发现了珍品。青年作家王小波、孙甘露、赵玫都谈到从道乾同志的译作中吸取了养料。特别是王小波，极其推崇道乾同志的译笔，称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无限沧桑尽在其中”。他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声称，他在文学上师承的就是查良铮、王道乾这两位翻译家的文字：“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我赞赏王小波不随流俗，独具只眼的识见。在这浮躁的文坛学界里，炒得很热的未必是好作品，而上乘之作却往往默默无闻。这就只有靠读者自己放出眼光来寻找了。

道乾同志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他走过一段曲折坎坷之路，又回归到了自我。他可以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事了。年轻时代的诗情虽已一去而不复返，但他还可以用写诗的笔来翻译别人的作品。这是他晚年的乐趣，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可惜天不假年，他还有许多想做而未做之事，还有许多译好的作品未及整出版，就被癌症夺取了生命，哀哉！

                         （《海上学人漫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