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王道乾先生

                                           鲁方根

   

王道乾先生离别我们已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间，我的工作环境己几经变迁，但回想起当年在《外国文学报道》编辑部师从王道乾主编搞法国文学编辑的那段特殊经历，却使我终身难忘。

    我对王先生的认识，是先闻其名，后识其人。早在进社科院之前，我就读过他的译著《情人》，由此而知道他是我国当今著名的翻译家，当时尽管心中仰慕，但无缘相识。然而，境遇的变化却为我们结下了一段师生缘。1984年，我进社科院外事处工作后，终于有幸在接待法国学者的外事活动中见到了他。他时任文学所副所长、外国文学室主任，并兼《外国文学报道》杂志主编。当时的印象是，他衣着朴素，不苟言笑，面容慈祥，言谈举止从容不迫，一派长者风度。此后，在接待外宾的工作中，王先生和我虽有多次接触，但无暇深谈。

    1986年7月，我己年届40，《外国文学报道》编辑部正好缺一名法国文学编辑，有人征求我意见，我感到这是我在工作实践中拜王先生为师的绝好良机，于是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调动。但王先生要求看过我的译作，才作决定。当时我拿予出耳他象样的代表作，便把在《译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近10万字的中篇小说《恋心迷惘》呈送他过目。事后，得到了他的赞许。在正式调动前，他找我谈了次话，特别强调：“做学问是很清苦的，要耐得住寂寞。”

    由翻译转成编辑，我有许多东西得从头学起。首先是要了解和熟悉《外国文学报道》杂志从创刊以来发表过的全部文章和内容，尤其是要掌握业已介绍过的外国文论和文学流派，然后是要学会组稿、审稿、编排、发稿、看校样和清样。在这一适应过程中，我曾得到王道乾先生多次耐心的指教。

作为主编，他对每期杂志的选题策划、组稿与审稿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文字功底深厚，审稿速度很快。凭着多年炼就的“火眼金睛”，他对译文中的病句、别字、漏字非常敏感，甚至连标点符号的错误也很难逃过他飞快扫过的目光。遇到字迹潦草的稿件，他有时虽感恼火，但仍会一丝不苟地把难以辨认的字句在稿件的空白处誊写清楚。他曾再三告诫我：“我们一定要为排字工人着想，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付印的稿件字迹潦草，他们排字就会排错，你通过校对订正过来，他们就得多付出劳动。”此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我至今仍养成这样的习惯：无论自己写稿还是给别人改稿，宁可写得慢一点，但一定要写得字体清晰。

我在《外国文学报道》工作的两年时间，正是杂志系统介绍西方各国主要文学思潮、流派，及主要作家作品的时期，而法国文论，如列维-斯特劳斯、罗朗·巴特、托多罗夫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等又是王道乾先生密切关注和力主译介的重点，于是我的审稿任务也是相应地加重。这些文论，新术语很多，校译中遇到连《法汉辞典》上也查不到的疑难词，于是我便勤去王先生家，向他当面请教。每次去，几乎总是看到他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简陋的客厅兼书斋里伏案工作。当时，他家既无电话又无空调。在盛夏的下午去他家，常见他赤着膊在一张垫着玻璃板的小方桌上审稿。见我进门，他憨然一笑，赶紧套上一件汗衫让我就座。他的时间十分宝贵，但为人释疑解难，从不吝惜时间。由于长期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他养成了以吸烟作为消遣的习惯，因此烟瘾较大，交谈中可以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有时，话还没有谈完，又有客人上门拜访，他们有的是来约稿的，有的是来向他请教学术问题的，我见状赶紧起身向他告辞。

当时，在其他杂志工作的编辑，凡是为译者校译稿件的，均可署名并提取30％的校译费。但王道乾先生却给《外国文学报道》杂志的所有编辑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译者校译稿件，一律不准署名，也不拿校译费。这条规定虽使校译编辑感到有点吃亏，但对培养编辑的职业道德，密切编辑与译者之间关系却大有益处。王先生尽管在工作上对下属的要求很严，但闲暇时偶尔也会说上几句幽默话。比如，他对我为人处事的评价是“现实主义的”。他还说，“翻译家与翻译匠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大不一样”。

    在研究方向上，他始终主张心无旁骛地坚守一个方向，为此他个人长期坚持研究杜拉斯、兰波等人的作品与创作艺术不动摇。法国杂志上凡刊出有关杜拉斯的评论文章，要我及时替他复印下来。对《外国文学报道》杂志的办刊方针，他也是坚守高层次的文论方向。杂志尽管在国内学术界和作家群中很受关注，但读者群和发行量始终有限，经济上逐年陷入困境。1988年，为了杂志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外国文学报道》被迫更名为《环球文学》，并开始刊载通俗作品。在更名前夕，王先生出于对纯正的艺术品位的执著追求，毅然辞去主编职务。我顿时有一种失落感，感到自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从此在工作上与王先生失去了直接联系，内心深感困惑。那年，恰好水电部需要借翻译出国，我便趁机脱身去了阿尔及利亚。在阿两年间，我与王先生互相通过信。回国前夕，他在信中给我开了一份法国文论家名著的书单，同时托我为他代购几本有关杜拉斯的新书。在途经巴黎时，我手执他开的书单，专程去了一趟圣日尔曼大街的书店，将书店里能找到的书全都买了下来，好在王先生要的书全有。回国后，我立即赶赴王先生家，将杜拉斯的几本新著当面赠送给他，他脸上绽开的笑容使我至今仍感欣慰。

    回国那年，《环球文学》因为种种原因而停刊。我想继续跟随王先生译介法国文论的心愿也无法实现了。尽管人生道路坎坷不平，但还得往前走。于是，我便调到新学科研究中心转搞研究工作。由于工作上己与王先生脱离了关系，我去王先生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后来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再去打扰他了。

    1993年元月，当我看到社科院办公大楼底层入口处，贴出王道乾先生因病去世的讣告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到十分震惊，想不到他老人家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而且在他病危期间，我竟然一无所知，深感内疚。后来，我与原编辑部的同人一起去他家向师母和子女表示慰问，但已见不到他的遗容了，只能向他的遗像告别。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潸然泪下，我的良师益友、著名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那高尚的品格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值此王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寄托我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