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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流水任东西” 陈力川
熊先生脑溢血昏迷住院的第二天，我和金丝燕去医院抢救室探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熊先生趟着的样子，额头显得比以前更宽大，脸上却少了平日那略带紧张的笑容。我头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熊先生是一个富有的人。我说的是他在文化上的富有。
熊先生的富有使我想到卢浮宫。我不常去卢浮宫，但卢浮宫的存在，对我就是一个安慰。偶尔参观卢浮宫，时间都不长，但身心却能得到特殊的愉悦。我也不常见到熊先生，但知道熊先生健在，我的心里就很平静。而且每次见面，三言两语一杯清茶之间，常感到一种心智上的满足。拿熊先生与卢浮宫作比较，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我自己也不觉得十分恰当。毕竟卢浮宫能带给我们的不是熊先生能带给我们的；相反熊先生能带给我们的也不是罗浮宫能带给我们的。这个比较可能对双方都不公平。但是熊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很难想像巴黎的文化人朋友圈没有他，就像我同样无法想像巴黎没有卢浮宫。现在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我只能说，没有熊先生的巴黎，再也不是从前的巴黎了。 1983年熊先生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发表过一首诗，后来编入“静夜思变调”。这首诗从一个“七十岁的中国人” 逐年写到八十岁，而且只写到了八十岁，这正是熊先生的享寿。熊先生好像早就知道自己的命数，而且在大限之期到来前，已经默默地做了准备。熊先生去世后，他的太太陆丙安在他的书桌上看到几张不知什么时候随手抄录的纸片，有一张记着瑞士心理学家容格的话：“我们一生从事的种种活动在永恒的门槛上告终止的时刻，一切都显得空虚，同时又充满意义。” 另一张记着鲁迅『野草』题辞中的话：“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我想熊先生是认同容格和鲁迅的话才抄录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写给友人罗达仁的信中得到证实：“只有通过死，我们才认识生；只有通过死的极端苦痛才尝出最深的存活的甘味。” 作为一个艺术家，熊先生还关心人的生命、死亡与作品的关系。去年夏天在北京举办的书法班上，他对学员们说：“一个人能接受自己的作品，就能接受自己的生命；能接受自己的生命，就能接受自己的死亡”。 熊先生的艺术创作触角很广，他不仅是一个雕塑家，书法家，而且也写诗作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创作项目多而杂，就像是一把米喂四、五只鸡”。在他的画作中，我最喜欢那几幅立体派的，这当然只是个人的偏好。同样出于个人的偏好，我觉得熊先生的雕塑作品比他的画作更有力量。特别是他雕的许多水牛，“平实”、“诚笃” 的造型恰似他父亲的性格。楚图南曾经为熊先生的雕塑“老牛”
题过一首诗：“刀雕斧斫牛成形，百孔千疮悟此生。历尽人间无量劫，依然默默自耕耘。” 几次搬家，熊先生总是将楚图南的这首诗悬挂在客厅正中，从未摘掉过。可见熊先生对这幅中堂的珍视。我后悔从来没有问过熊先生为什么把水牛当作“不腻的题材”。现在只能从熊先生为“孺子牛”
的自题上去揣测了：“仁者看见牠鞠躬尽瘁的奉献；勇者看见牠倔强不屈的奋起；智者看见牠低下前蹄，让牧童骑上，迈向待耕的大地，称牠为‘孺子牛’。牠是中华民族的牛；牠是忍辱负重的牛；牠是任重道远的牛。”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雕塑题材是鲁迅。送给北京大学的鲁迅浮雕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鲁迅头像是熊先生晚年着力最多的作品。熊先生的童年挚友杨振宁评价说，这是熊先生的传世之作。在平面艺术中，五、六十年代熊先生似乎偏重绘画，常参加各种沙龙展并多次获奖，后来便专注书法艺术，并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核心的核心是书法” 的命题， 曾在国内引起非议，被以为“狂言”。熊先生虽承认“这话的措辞不免有故作夸张的嫌疑”，但书法毕竟是“从抽象思维落实到具体生活的第一境”。熊先生早年研究哲学，晚年专注书法。始于哲学，止于书法,
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化的轨迹，他将这条轨迹命名为“书道”。 熊先生一生的创作博大精深，但最能打动我的首先是他的文章，大块文章，如『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关於罗丹－日记择抄』，『看蒙娜丽莎看』；小块文章，如「忆父亲」，「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我所认识的王道乾」等等。熊先生的文章论人论事从来不从道德出发，但他的文章有很强的道德力量，就像大自然中的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个人都能透过呼吸感受到它的存在。这种“道德力” 首先来自他的父亲熊庆来的言传身教，这一点可以在「忆父亲」中看到：“我以为，在父亲那里，潜在着这样的道德力，但是我不愿称为‘道德力’。它绝非教条。它是尚未形成体系的信念，是一种存在的新鲜跳动的液体状态，生命的活水。......我以为父亲的道德力是这样一种浑噩的、基本的、来自历史长流的、难于命名的风。” “文如其人”这句话虽然不能说百发百中，但对熊先生却合适。熊先生的文章简约，没有任何矫情和浮躁，给人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印象, 就像他爱过简朴的生活，不喜奢华。熊先生说他写文章很慢，常常为一个字花很多时间，说字斟句酌并不过分。他的文章看似平淡，朴素，其实写起来并不省力。想到他写文章的情景，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一幅漫画。一个老人，头大身子小，腿细长，手里拿着一杆秤，秤杆与他的身高相当，秤砣大得与秤杆不成比例，秤盘上放着几个字，老人皱着眉头在那掂量每个字的份量，一旁的纸篓里扔进了许多形容词和副词，有的肯定还没过秤就被淘汰了。熊先生使用形容词非常吝啬，好象形容词会让他的文章变质。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曾说过：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上的。在我想像的漫画中，那个又大又重的秤砣，可能就是拉康说的词语上的现实。所有的字必须同它的份量相当才能写进文章。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知熊先生的“寸心”
是否认同上面漫画中的老人。 好的作家都是将词语的问题与人生的问题合在一起考量。好的艺术家也是将艺术的问题与人生的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一个画家画来画去，其实画的就是他这个人。一个作家写来写去，写的也是他这个人。人能达到什么境界，画和文章就能达到什么境界。而人达不到的境界，画和文章也无法达到。所以说画家也好，作家也好，最难超越的就是他自己。那什么是熊先生为文为人的境界呢？我以为是“诚” 字。 每一个写作的人都假定自己是真诚的。如果这真诚是真实的，文字通常也是忠实的；如果这真诚是假的，作者就会被他们的文字出卖，这不能怪文字不会掩饰，因为文字的真诚首先要求人的真诚。熊先生文章所渗透的诚意首先反映在他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他很少批评人。口无怨言与其说是熊先生的修养，不如说是他的本性。那种“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
的本性。熊先生不仅不说别人的坏话，也不轻易说别人的好话。他不喜好话同他吝啬形容词是一致的。我曾经在一些熊先生的朋友面前称赞他不轻易说别人的好话，结果当场招来一些反驳，就连熊先生自己听到也有些吃惊。其实一个人不说别人的坏话难，不轻率地说别人的好话同样难。以克己之诚待人，以待人之诚克己,
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敬和长久的爱护。熊先生曾引用『中庸』的一段话，说明他为人为文的态度：“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以同样的至诚心待人待己，自然能做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1995年9月底的一天，我请熊先生去巴黎大王宫看塞尚的画展，顺便接受我们电视台的访问。这个节目制作播出后，我送给熊先生一盘录像带。很快接到熊先生的电话，他说我在结束语中将里尔克评论罗丹的话套在塞尚的头上不合适。里尔克写的『罗丹传』是这样开头的：“罗丹在荣誉到来之前是孤独的，荣誉的到来使他更加孤独，因为荣誉不过是一堆误解的总合，这些误解包围着一个新的名字。”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中肯，很多成功的艺术家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就将罗丹的名字改成了塞尚，原封不动地用在我的节目中。熊先生简单地说道：“罗丹是罗丹，塞尚是塞尚，里尔克是里尔克”。我想他没有对我说的是：“你是你，不应该套用别人的话”。
回想起来，熊先生与人交谈，从不盲从。他很像希伯来语意义上的朋友。希伯来语h'aver这个词既指朋友，也指在一起研习犹太教法典的同修。据说犹太教法典是一部充满歧义的书。每个同修要有意识地反诘别人的观点，提出不同的论证，使对方开始对自己的解释产生怀疑，不再自以为是。容纳不同意见的人，并引为朋友，这是进步和成熟的条件。犹太教历史上就有两人反诘默契，一人早亡，另一人苦於找不到“同修”, 抱憾而死的故事。『列子』中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的故事是一种知音式的和谐；犹太教的这个故事似乎是一种反诘式的和谐。卅年前熊先生对台湾『雄狮美术』发行人李贤文解说过他为人处事的态度：“客观的分析，同情的了解”。如果你请熊先生提意见, 他会像一面擦亮的镜子，不批评，也不赞扬,
但让你看到自己的面目。
熊先生晚年最关心的事是为自己一生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他喜欢谈与自己的工作有关的话题，做与自己的创作有关的事。没关系的话和事好象已经关心不过来。每做一件事，常要考虑值不值得花这个精力。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对精神头儿的吝惜是年轻力壮时所不曾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记忆力乃至思维都发生了变化，不能不抢时间。他在2002年7月的日历上记录了一封写给友人顾寿观的信。信中说：“我知道我真的开始老了。因为我的记忆已开始不可靠。我必须赶快把一些至少连串得起来的片段记录下来。而现在，我的词字似乎也已开始不可靠。我虽然写的字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它们已不再似当年的坚实有力。过去我写‘树林’，这词的所指是浓密的、茂盛的、有阳光洒在地面上的......而今天我写‘树林’ 的时候，我看见的树林很稀薄，并不是因为有雾有烟，是树本身失去自信，失去重量。忘去自己,
失去定义, 中文是会演变的,
我们用的中文在我们手中融化。” 奇怪的是，顾寿观已在一九八八年过世。如果这封信是在那之前写的，十四年前的熊先生还没有他自己说得那么老；如果是去年七月才记在日历上的，为什么熊先生要给一位已经故去十四年的朋友写信呢？难道事情真的像他在信中所言，他的“记忆已开始不可靠”了吗？ 最后一次与熊先生交谈是在去年十一月众神节的时候。我和金丝燕去他家作客。席间熊先生谈到，他在法国住了五十五年，但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汉家子弟，没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他还谈起他舅舅和外甥的一幅对联，舅舅出上联“洋灯”，外甥对下联“汉鼎”。熊先生一生学贯中西，但始终秉持儒家风范。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一颗“跑到西方土地上的中国文化种子”，或许我们可以借用上边那幅对联，说他是“洋灯”
世界里的一尊“汉鼎”。熊先生在概括杨振宁为人为学的特点时，说他是一个“儒者风的科学家。正像我们说‘儒医’、‘儒将’。这里的用法，‘儒’
的意义是很积极的，宽广的，是一种中国文化所酝酿出来的，而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
如果借用这段话，说熊先生是一位“儒者风的艺术家”，他会接受吗？熊先生曾有几幅名为“骑士”
的画作，还有一件颇似唐吉珂德的“骑士” 雕塑，这个题材其实来自康丁斯基“朝向西方远行，朝向东方返家” 一语。可见熊先生的根基在东方。那天分别的时候，熊先生忽然回到工作室拿出他刚刚书写的昆明滇池大观楼长联中的几句话给我们看：“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我临时起意请熊先生为我们书写『封神演义』里心意道人的那幅对子：“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熊先生在一张小纸片上记下了这两行字，还问我们写多大,
然后注明了对联的尺寸。熊先生过世的第二天，我和金丝燕去医院向他告别，陆丙安女士告诉我们，就在脑溢血跌倒的那天下午，熊先生书写了这幅对联。这是熊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幅字。熊先生是否有什么预感？每念及此，心中都为之悲切。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熊先生将鲁迅〖野草墓碣文〗中的这句话刻在鲁迅头像的背面，送给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作者陈力川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旅法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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