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与 法 兰 西

                                    张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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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特别是外国朋友们常问我，“你怎么会对法国历史发生兴趣的？”我的回答往往含糊其词，或者词不达意，不能令人满意，连我自己也不满意。原因何在?大概是因为自己没有想清楚；或许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至少不是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让我再作一次尝试，看看效果是否比以前好些。

    我在中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个在大学学外国文学的高材生，我经常到他的宿舍去玩，听他讲莫泊桑的小说《一生》和《俊友》，很羡慕他能读法文原本。到了大学、我除学英国文学外，还选修了法语，学了两年勉强能看懂简单的法文书，但读音被那位美国老师教糟了，p和b、t和d清浊不分。后来在上海跟一位地道的巴黎夫人学习，每周两次，一次会话，一次读书(选读A·法朗斯的Le Crime de Sylvetre Bonnard)，这样才算把美国法语纠正过来。1940年大学毕业后，我同几个朋友创办了《西洋文学》月刊，专门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当然包括法国文学。我曾负责校阅李健吾先生译的福搂拜的《情感教育》和卞之琳先生译的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自己写过两篇有关法国的书评，一篇是《法兰西的悲剧》，分析法国战败的原因，一篇是评介《夏多勃里昂传》，两书的原作者是法国著名传记家、评论家A·莫洛瓦。这两部书引起了我对法国历史和现状的兴趣。

    1942年春，我因日军占领燕京大学而辍学，不得已进人中法汉学研究所当助理，这就为我研究法国汉学和汉学家创造了条件。我开始与法国学者交往，特别与一位学有专长、思想敏锐、热爱中国文化的艺术家庭出身的佘敷华(Geoffroy - Dechaume)结为好友。我们日夜交谈，相互琢磨，使我对法国和西方文化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有所认识。我们的交往记载在佘敷华所著《中国面向世界》—书，书中收集了我们的来往信件。为了涂上一层保护色，他称我为“唐林”。

    1947年夏，我从英国到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了解研讨会”，为期七周。七八月份的巴黎对初访法京的人有无限的吸引力。战争结束才两年，法国在物资缺乏、政治动荡中寻找出路。法共在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戴高乐的法国人民联盟异军崛起；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客粉墨登场，重弹旧调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然而巴黎的文化生活依旧丰富多彩，各派思想争领风骚，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天主教新托马斯主义、法兰西行动等思潮都占领了一部分市场，使人眼花缭乱。我在余敷华指引下逐步熟悉了法国的现状，玩赏了艺术之都的风光，为今后更深入的了解法国奠定了基础。

    九年后，即1956年8月，我又有机会访法，这是解放后我经过七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我们一行四人(翦伯赞、夏鼎、周一良和我)，我管理生活财务，兼任翻译。这次出国的时机很好：我国第—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双百”方针郑重宣布，当时法国也有意思与我国恢复外交关系。

    旧地重游，发现法国己从战后创伤恢复过来，欧洲共同市场的设想初步实现。法国开始享受“三十年和平发展”的繁荣果实。这次访问取得了三个积极的成果：一是结识了大批中青年汉学家，：二十年后这些人都成为汉学研究的权威专家；二是与挚友佘敷华久别重逢，我们又继续对话，交流思想；三是接触了若干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研究巴黎公社史的布吕阿(Bruhat J)，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谢诺(Chesneaux J)等，他们顶住了匈牙利事件和赫鲁

晓夫“秘密报告”后的“退党逆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这些接触为我今后研究和引进法国史学流派准备了条件。

    没有想到，从1956年第二次访法与1979年第三次访法，相隔竟达23年之久！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使我国与国外学术交流完全中断，众所周知，无庸赘述。不过，有几起事件仍值得一提。1958年6月戴高乐将军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法国总理，我国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作出了积极的反映。1961年，中国学术界举行巴黎公社90周年纪念大会，我被调去为吴晗(北京历史学会会长)草拟讲稿。1964年，中法恢复正式外交关系，第—批法国政府派出的教师与留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其中有巴斯蒂(Bastid)、龙巴尔(Lombard)、萨尔蒙(Salmon)等，他们后来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出类拔萃的学术领头人。我在同他们的交往中多少了解到法国史学界的动态。同年，我为沈炼之先生校阅的瑟诺博斯的《法国史》出版了，书前有我的长篇序言，对此书作了“批判性”的评论，这是出版社提出的要求。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出乎我的意料，学生们批判我的两条“罪状”都与法国史有关：一条是说我在讲巴黎公社时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否定了党的领导；一条是说我推崇“修正主义者饶勒斯”，把他吹捧为“诚实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将1871年的巴黎公社定性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恩格斯，我只是想说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巩固的、不完全的专政，是注定要失败的。至于饶勒斯，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称饶勒斯为“诚实的社会主义者”的也是恩格斯，因为饶勒斯真心诚意地相信，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实行他的一套民主的、改良的、和平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的这些“批判”对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我进一步去钻研1871年至1914年的法国历史。在以后的教学中和法国史年会上，我也曾多次涉及这些问题。

    “文革”中也有一些使我兴奋的突发事件：1973年春，上面交来一项紧急任务，要我翻译一本小册子——《戴高乐将军之死》，法国名记者让·莫里亚克(Mauriac J)的著作。全书约七万字，要我一个月里交卷。事后才知道，这是为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我受宠若惊，日以继夜地、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如期交卷。1973年6月1日，商务印书馆把此书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了。9月13日至17日，蓬皮杜总统正式访华。我被邀请参加欢迎总统的国宴，名见报端；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殊荣”。

    1974年，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从此引发了一场“评法批儒”的斗争。这场斗争本来与我们教外国历史的人无关，但有人异想天开，不满足于搞乱整个中国历史，还要把外国历史也扯进去，胡说什么拿破仑是法家，应加以肯定。于是一批唯上派唯恐落后，紧紧跟上，炮制出一篇又一篇“论文”，一本又一本小册子，来论证拿破仑的法家路线。我当时被征调去注释王充的《论衡》(据说王充也是“法家”)，因此没有卷入这场“拿破仑战争”。但是痴人的呓语有时具有出乎意料的作用，它促进了史学界后来对拿破仑的研究。

    正如拿破仑在1799年宣布“法国革命结束了”一样，华国锋在1976年也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个“革命”都进行了十年之久，但一个是真革命，另一个是假革命；前者的结束导致了军事独裁、战争和王朝复辟，后者的结束则引出了改革、开放和经济高涨。历史就是这样奇特和曲折。

    1978年不仅在政治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年鉴上也是如此。1978年10月，北京、上海、杭州以及各地法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上海聚会，热情高昂，决定倡议成立法国史研究会，并立即开始筹备工作。同年11月，《法国史通讯》创刊号出版了。在这一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作了题为“拿破仑与法国革命”的报告。同年10月，我发表了第一篇介绍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论文。这样，我便与法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政策为国际学术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1979年5月我应邀到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讲学。法国朋友知道了我去欧洲的计划，希望我顺道访法。于是我接受了巴黎第一大学的邀请，在结束意大利之行后到法国进行科学考察三周。这是继1947、1956年后我的第三次访法。与第一、二次访问不同，这次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学术交流，成果丰硕。我有幸会见了法国历史学界的第一流学者拉布鲁斯(Labrousse)、索布尔(Soboul)、布吕阿(Bruhat)、勒高夫(Le Coff)、贝热隆(Bergeron)、沙提埃(Chartier)以及其他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他们向我介绍了法国史学的新成就和问题，以及正在深入探索的课题。这样的接触持续了多年，使我在学术交流之外结识了许多朋友，而其间的桥梁是60年代在北京大学留学的玛丽安·巴斯蒂。她在1978年重访北京大学，参加了我们的学术活动，最早向我们讲述了法国历史学派的成果，并为我精心安排了这次法国之行。

    这次访法的另一个大收获是与法国革命史权威教授阿·索布尔结识。我一到巴黎(5月16日)他就来旅馆晤谈，并安排我在他的讨论班上讲课。我以“对拿破仑历史作用的不同解释与方法论问题”为题，阐述了我的观点。班上的老师同学纷纷提问，课后同我共进晚餐，叙谈非常融洽。他们已有多时未同中国学者切磋琢磨了，见了特别亲切。索布尔兴致极高，酒后高唱革命歌曲，朗诵诗句。在我留居巴黎的短短的两周中我们经常见面，讨论各种问题。索布尔是少数没有退出法共的学者，虽然他对法共中央的领导不甚满意。他的诚挚、坦率、热情使我颇受感动，特别是他的战斗风格和愿为捍卫真理而抗争的无畏精神。索布尔的几位成熟的学生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

    1979年8月，法国史研究会在哈尔滨正式成立，我被选为会长，几位副会长都是长期从事法国史研究的专家。理事会共154人，是一个团结、合作的领导核心，它在推动组织、协调、支持全国法国史研究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次成立大会正值法国大革命190周年纪念。与会者环绕着法国革命史进行讨论，力图对这次革命作出新的解释和评价。我在会上作了关于法国当代史学与史学家以及法国高等院校历史教学情况的报告。

    自从结识索布尔以后，我对巴黎公社的兴趣逐渐转向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并未停止在1794年或1799午，它—直延伸到1871年。这八、九十年没有爆发革命的年代里所发生的“渐变”同样值得重视，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导致革命，而一个革命又孕育着另一个革命。同样的历史逻辑贯彻在中国近代中，从戊戌变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十年间的经历就足够证明这一点。在这个认识的启示下，我写了《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一文，提交给1980年8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史学科学大会。碰巧索布尔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是法国革命史国际委员会主席，他要我在该委员会上宣读这篇论文，并把它推荐给《国际史学会》杂志发表。1983年我荣幸地当选为法国革命史国际委员会理事，是第一个亚洲历史学家担任该委员会理事会理事。

    1981年8月21日到9月30日，索布尔应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来华讲学。我们先在北京、后在上海相聚，我陪他登长城、游明陵，参观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并在政协礼堂组织北京史学会报告会，聆听索布尔关于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讲演，我为他当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和法国史研究会会员踊跃参加索布尔在上海的报告，他作了9次法国革命专题讲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讲演集)，博得听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大家都为他的热情、谦逊、有问必答、助人为乐的风格所感动。在一次回答问题时，他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精通经济学和哲学，而我对这两门学科没有钻研。”他举出皮埃尔·维拉尔，称他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果说在1981年以前，索布尔的名字在中国还鲜为人知，那么在此之后，他在我国史学界就成为法国革命史的代名词了。这样的学术交流是最理想、最有成效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1982年以后，我与法国学术界的接触更为频繁和广泛。1982至1990年这九年中，除了1984年和1989年两年之外，我每年都有机会到法国作短期访问。这期间，有几项活动是值得回忆的。

    一项是关于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纪念。1982年春，负责调研和协调世界范围内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活动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伏维尔(Vovelle M)教授到我在巴黎的旅舍会晤，就中国如何组织纪念交换意见。伏维尔是法国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上接受了年鉴学派的某些方法,着重研究18世纪心态史。这个学派在我国尚无系统介绍，我借此机会邀请伏维尔到北京大学讲学，这次学术访问在1984年9月实现了。这时伏维尔已接替索布尔(1982年9月逝世)任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伏维尔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的同时，与法国史研究会负责人磋商关于中国举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计划。从1984年到1989年这五年内，我努力与法国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委员会的先后两位主任福尔(Faure E)和让纳内(Jeanneney J)以及法国外交部、文化部接触，争取图书和财政资助。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同行积极投入了纪念二百周年学术活动，先后编撰翻译了近二十部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踊跃参加了1989年3月18日至2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以“中国与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的讨论会有来自法国、瑞士、英国、美国、苏联、日本、香港的十几位法国革命史专家学者与七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同行。会议是在最宽松开放的气氛中召开的、法国驻华大使马乐亲临祝贺，伏维尔作了长篇报告。与会者对提交的论文和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工作者第一次有机会与各国同行直接交谈研讨，把多年来积累的心得与问题在会内会外充分抒发，达到了以文会友、切磋琢磨的目的。我在分组会上作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的报告。

    1982年开始的另一项活动是我同法国人类科学院(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或称人文科学之家)的合作。人类科学院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1963年创办的一个协调社会科学国内与国际学术合作的研究机构，经费充足，联系广泛，布罗代尔亲自担任该院行政负责人。1982年春，我经巴黎第一大学校长阿维莱尔夫人(Ahrweiller)的介绍前往探访这位八十老翁。这时布罗代尔已经以两部历史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而闻名于世，并正在撰写一部新观点的法国史。他一见到我就滔滔不绝地谈论他新著的框架和各篇的重点，一刻钟后突然打住，问我：“先生，你需要什么?”意思是他能为我做些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希望送些学术尖子到法国来学历史。”他马上问：“要送几名?”我说：“五名。”他痛快地说：“照单全收。”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学术界封闭多年。与法国几乎无任何接触，碰巧我送上门去，自然受到欢迎。就这样我陆续推荐了五位历史学家到法国进修，他们全部按期回国，不仅在学术上作出贡献，而且继续与法同行保持联系，有来有往。通过人类科学院，我得以邀请一些著名法国历史学家来华讲学，目的是使我国历史学界逐步摆脱孤立状态，尽快与国际史学界接轨。我自己多次受到人类科学院的邀请和接待，同布罗代尔的副手埃莱尔(Heller)、埃马尔(Aymard)和让多夫人(Gentot)保持联系。布罗代尔不幸于1985年11月去世，为了悼念他，我写了—篇长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

    80年代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我的第一批法国史硕士研究生于1981年毕业；两名博士研究生分别在1987年和1989年毕业。他们都走上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继续专政法国史；有的已发表专著和论文，有的已译出几部法国史学名著，成绩优异。

    1985年3月14日，法国驻华大使马乐代表法国总统授予我荣誉军团骑土勋章，以表彰我在法国史研究和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80年代中后期，我把一部分力量投入法国史的基本建设。我和法国史研究会的同行共同为大百科全书法国史部分撰写条目，我负责法国史概述。同时，我校阅了一部《法国史》译稿，主编出版了我国自编的第一部《法国通史》。

    1988年我的第一部有关法国史和法国史学的论文集《从高卢到戴高乐》出版了。薄簿的一小本，羞得死人，15篇文章，除一篇外，都是1978年以后写的，可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80年代也是法国史研究会最活跃的时期，我们几乎每年都开学术讨论会，每次选一两个重点，年会上的论文会后整理发表在《法国史通讯》上，一共出了十—期。到1989年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时，活动达到了高潮。我会还同中共中央编译局联合召开了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作用”的报告。1984年是法国革命的几个巨头被送上断头台的九十周年，我会在西安举行年会，重新评价1794年的“恐怖统治”，我作了题为“略论丹东”的报告，为丹东鸣不平。从1984年到1994年，法国史研究会共编辑出版了三部论文集。

    80年代也是中法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相继来访，其中有杜比(Duby)、阿维莱尔夫人、孚雷(Furet)、伏维尔、埃马尔、贝达里达(Bedarrida)、维拉尔(Wilard)等；至于法国汉学家则人数更多，无法统计。我的研究生有机会向他们的法国同行请教，有的后来成为他们的导师。为了追溯中法两国的历史关系，我撰写了长篇论文“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

    进入90年代以后，我除了继续钻研法国史学外，把注意力从法国大革命转移到阿·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这是一个复杂的、影响极大的人物，他不仅是《旧制度和大革命》的作者，而且是—个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对西欧社会的矛盾有敏锐的洞察力。1992年10月，法国史研究会在杭州举行第六届年会，以纪念法兰西共和国建立200周年(1792一1992)，主题是“共和国——第一到第五”。我在开幕式上提出了三个问题供与会者思考：为什么第一到第四共和国都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对“共和国”的概念有哪些不同的认识？第五共和国如何达到相对稳定？我自己在会上作了“托克维尔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报告。

    在我执笔之时，一度萧条的中法关系又逐步恢复活力：法兰西学院两位著名教授阿居隆(Agu1hon M)和拉杜里(Ladurie L)于1993至1994年先后来华讲学。1993年9月我在承德组织召开“中英通使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应邀参加的有以佩雷菲特(Peyrefitte A)为首的四位法国学者。佩雷菲持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前部长、戴派议员，我自1980年与他相识，15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我协助促成了由佩雷菲特倡议的由中法联合出版有关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使华全部中文档案的计划。1994年1月和4月，他两度代表法国政府来华庆祝中法建交30周年。

    从此，中法文化交流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张芝联，1918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