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梗概〕

     本文首次批露八十年前，发生在法国南部克鲁梭市立医院（creusot,Houl dieu）,歧视来院就医的施奈德工厂（schneider & cie）做散工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青年，由于诊断、治疗失误，未能及时组织抢救，导致杨昌祚等四人先后死亡的严重医疗事故，法方医院对四人死亡负有责任。蒲照魂因悲愤忧郁成疾，住圣太田医院医治，遭流言蜚语刺激身亡。

 〔正文〕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在第十五章《为了生存求学而斗争》中，翻开九十页有一段记载：“黄里洲回忆，1920年底到1921年初，这些学生（指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笔者注）无工可做，无钱入学，无家可归……。”“更有甚者，一些学生或因勤工或因疾病不幸死亡……。克鲁梭地区四名学生因食蘑菇中毒死亡；还有一位四川学生蒲照魂因生活绝望，自刎再剖腹而亡。”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在文中提到的这五位青年学生，四位是四川南充籍人，一位是重庆巴县人。同我们的外祖父林修杰（回国后，1927年12月在江西波阳组织农民起义时，壮烈牺牲）是同乡同学又同工，关系甚密。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对因食菌中毒数天后才相继死亡产生质疑。为此，我们走访了受害者的亲属杨昌印（81岁）老先生，并查阅了有关史料，现将真相披露于世。

八十年前，1921年9月，在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creusot）附近，蒙沙南地区施奈德工厂（scheider & cie）简陋的工人宿舍里发生了一起震惊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青年“蘑菇中毒事件”。据当事人朱洗、陈宅孚、罗闻喜、胡维元等回忆记载：9月11日（星期日），雨过天晴后，住在工人宿舍里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青年杨昌祚等人，相约散步到郊外松林里游玩，拾捡到大大小小的蘑菇（俗称菌子）带回宿舍，剔除毒菌洗净，肉煮菌子晚餐食用，饭后还下煤洞子做工。

第二天（即9月12日），罗闻喜、朱洗二人食菌后安全无恙（他们回国后，成为工程师、科学家），但杨昌祚、赖庆祺、范崇垣、邓正利等四人，上工至中午均觉腹中不适，即刻请假回宿舍，午饭不进而呕吐宿物，诸同学知其有异，立即催汽车送往市立医院（Houl dieu）。杨昌祚、赖庆祺于9月13日晚、14日先后死亡，邓正利、范崇垣于9月14日、15日相继身亡，四人无一生还。

据受害者亲属范崇珍老太太（98岁）诉说，在邮寄回来的遗物中发现有范崇垣的遗书：伊四人食菌中毒后，被送入医院，院方对中毒四人送入一室，病房密闭，与外人隔离，见不着人，药物从门缝送入，开水也喝不上，眼见杨、赖、邓三位学友先后死去，估计我也不能活了。并在扯下的白衬衣布上用咬破指头的血，写下血书：今与家乡永别，对不起伯伯（称养父）。

很显然这是一起法方医院歧视华人青年学生的严重事件，医院把他们误诊为传染病患者，对病员实施隔离，没有及时组织抢救治疗，而导致四人先后死亡严重后果的医疗事故，法方医院对四人死亡负有责任。

蒲照魂，也是四川南充籍人。富有新思想及奋斗精神。1921年10月在争回里昂大学运动中，蒲系克鲁梭地区推举的代表，数次赴里昂，均在深夜，备尝艰辛，不但毫无效果，且演成军警逼迫回国之惨剧。蒲君虽幸逃脱，联想乡友四人食菌中毒惨死在医院之悲剧，悲愤忧郁成疾，肺部咯血症加重。送入三等的圣太田医院医治。同室病人（法国人）心怀妒嫉，说了许多冷潮热讽的话，什么“中国学生无工可作，故意到医院来混饭吃，所以向看护妇私行贿赂，共同瞒哄”等语。蒲君是血气方刚的男儿，怎能受得流言蜚语的刺激，愤而自尽，以此抗争。次日（即10月21日）乡友前往探望，蒲照魂已安然长眠！

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陈箓对上述两起严重事件不闻不问，束手不管。

同乡好友发起筹措资金，先后为五人办理后事。在巴黎近郊公墓为杨昌祚、赖庆祺、范崇垣和邓正利等四人购得一块墓地（租期100年），与拿破仑冢相望，蒲照魂另购墓穴（地点不详）。

安葬当天，赵世炎、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林修杰、程秉渊（程子健）、李畅英（李大章）等四川乡友同学上百人前往送葬。

当噩耗消息传到四川南充家乡，父老乡亲悲痛欲绝，大喊死得冤枉。乡亲们和社会人士为了痛悼亡灵，在他们少年时就读的南充县立高等小学校旁側，捐资修建“殉学纪念坊”，将永远怀念为寻找真理，葬身异国的优秀学子。

                      2004年6月于四川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