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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米肖(1899—1984)
米肖原籍比利时,后移居法国,192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曾是谁》,以后几十年间,他经历了种种体验,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诗歌探索。诗人很早就敏锐地感到了西方文化令人窒息的—面,他向往东方,印度的佛教和神秘主义、中国的老庄哲学、戏曲、书法、绘画及语言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写出了《蛮子游亚洲》。诗人对东方的向往和游历实际上是为了寻找一种与西方对峙的文化,从中得到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谋求另—新生的途径。 接着,诗人又步入了想象中的世界,写出了《大加拉巴各国之行》、《在神奇的国度里》、《此处,波德马》等作品。米肖以游记的形式,诗一般的语言,魔术师般的媚惑和数学般的慎密,虚构着一个个荒唐可怕、古怪离奇的异国天地。他俨然像主宰—切的上帝,随心所欲地创立出一套套荒诞不经的社会和宗教体制,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整体上的虚构基于局部细节的真实,荒诞中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意味。米肖的目的,是与现实社会唱对台戏,是对现实形而上的嘲弄和报复,同时也是—种探索,通过恣意的想象,发掘思维和潜意识领域未被发现的潜能。 求知与驱魔可以说是米肖诗歌的两大特点。在米肖眼里,诗是—种探索和认知的工具,对自身的认识,对客观的认识.对人与物关系的认识。而所谓的“驱魔”,实际上是借助文字的力量和强烈的感情进行猛烈的反击,用美妙的艺术境界和攻击力融化现实的恶,吐出其中的浊气。 50年代后,米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题域,他在毒品诱发的空间进行了自我探测的神游。从向往东方智慧的角度来看,尝试烟草也是为了体验东方的“虚境”,他晚期的作品大多在颂扬东方的虚境,充满了东方的睿智,前期作品中的痛苦呐喊和猛烈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淡泊的安静和安详。 米肖是一位融合东西文化的大家。他的诗既有卓别林式的幽默和求识的科学精神,又有东方务虚映实的艺术气韵。在语言上,他看重的是文字表达之前的意识状态,认为约定的语言是这—状态的绊脚石。他追求消除知性的负赘而达到真实世界神秘的机遇和接纳。力求离弃思维逻辑加任我们身上的种种观感表象重新拥抱原生世界。 (杜青纲撰,《世界诗库》法国卷) 和米肖晤谈记 程抱一 笔者和米肖曾经多次晤面,在展览会中,被人同请晚餐时,或是带外来客人拜访他。每次均未能深谈。我的《中国诗语言研究》出版时,寄送了一本给他。他也赠书、赠诗以答。有一次,我对他表示欲把他作品译成中文,以为他的反应会是被人侵犯时的退缩;他却郑重回答:“我的诗能以中文再现,我不能想象比这更大的欢乐!”这鼓励了我。在我完成部分翻译之后,乃决定和他作一次正式的谈话。约会的日期是一九八O年二月二十一日。该日我于十一时到他公寓住所,谈到十二时半。然后我们出外午餐,直到午后三时半分手,前后共谈了四个多小时。
刚坐下,他抱歉似的说由于服药而常有些头疼、甚或精神恍惚的现象。我说他气色很好,他惊愕了一下,随即笑开来:“好,我就接受这好气色吧!”米肖一向拒绝照像以及记者访问,所以读者对他的面相始终陌生;往往试从他画中那些古怪形体去揣想。他的头型是相当正规的长方形,额头不高而略向后倾;头顶无发,显得明朗、重实。直鼻,紧贴的巨耳,双眼稍稍突出。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可是一开口谈话,他的眼光、嘴唇动作以及语调掩饰不了一种本能的好奇和幽默。后来去饭馆时,地上有一滩水,我想扶他,他却轻步一跳而过。我一时忘了身旁走着的是位年逾八十的老人! 谈话井非正正经经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的。有时海阔天空,有时进入细节,丝毫没有限定任何主题。不用说,四个小时中,有一部分时间花在讨论如何选诗,如何解释某些字义,如何出版等具体问题上。此外,在饭馆点菜时也费了一点时间和思索。(该饭馆特别菜很多,他选来选去选上了清烧胡须鱼;我看多少是为了那鱼的怪名字。)其余有关他生平以及他对事物看法的话语则都当他面准确地记录下来,现在把主要片断罗列如下:
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写文章,还不对得到老师夸奖。至于成为作家的念头却从来没有过。二十岁左右念到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发现文字的惊人震撼力。虽然自己也因而跃跃欲试,但距离真正从事写作的意图是很远的。那时也不知道要搞什么别的,只是有强烈认识他物的欲求。于是登上海船当海员。后来遇见赫仑斯和勃朗两位作家,他们鼓励我写作,才寄稿给《南方杂志》。随即又由勃朗介绍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几篇。那些文章已经风格怪诞,有些保守订户读不顺眼而有退订之举。
事实上,我的兴趣并不只是在文学。在二十年代开初给我印象极深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那现代精神开拓了崭新的天地。几年后,我发现克利和艾恩斯特的画也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用说,西方古典绘画我并不拒弃。生长在比国,我对弗拉芒画派是很熟悉的;特别爱好布勒格尔的写实兼想象的画。但基本上我不喜欢油画,对水墨则非常敏感,这也是我对中国画和书法欣赏的原因。
三十年代初我到亚洲去,接触到那样迥异的文化,我心胸中许多固有意念均被打破了,尤其是在艺术上。我发现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太多,我也发现各种艺术形式之间互相沟通。深深吸引了我的:爪畦的音乐、印度的舞蹈、中国的戏剧。
中国人有简朴自约的传统。在哲学上,在生活上,他们寻求处于生命的根底层次。幸福的时候不过分高傲自满;灾难的时候也能承担得起。最近我看了一段有关中国科学家的纪录片。从他们讨论问题时那种不摆架式的神情可以看比他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意识到在学问上的成就,一方面也自知局限、脆弱,所以表现出非常自然的谦逊。
现实生活是堆积性的,直线朝前的。诗是跃进的,骤然转向的。转向的效果是启发(或爆发)内心所掩饰所埋藏的,是揭露生命不可思议的一面,是给予超越的可能。所以我说过,诗是驱魔工具。诗也是认识工具:对自己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人和事物关系的认识……
由于文化交流,未来的诗人将是领会了多种文化,会多种语言的人(尽管他的创作工具只是一种语言。马拉美的诗革命多少和他教英文的经验有关。庞德、艾略特也是好例子。布勒东虽然领导了超现实主义,但他局限于法兰西传统,所以在诗创作上走得不远。此外,各国的民间传统也不应忽视。东方诸国及南美诸国保存了优良的民间传统。欧洲除了西班牙之外已经失去了这种传统,法国的民间唱诗很早就流于轻浮、低级,和真实生活无关。
我也和很多作家交往过,勃朗、纪德都很熟识。诗人中间我最早认识修佩维埃尔,后来又结识了超现实派诗人:布勒东、德斯诺斯、裴雷……
一般来说,我和文艺界并无大来往。我当初去跑世界正是为了拒弃传统与所谓“文明”。后来成为正式作家不能不社交,总力求保持自我的中心和内心的距离。
急躁的人多半活得不长。由于心脏不健,人们都预言我早死。我如今还活着许是基于本能的缓慢性。奇怪的是,就以这样的躯壳,我竟也走遍天涯,在很多不利的情况下(有时也为了不辜负招待我的人们的盛意),我尽力撑下去。是的,撑下去,这是我一生尝试做到的…… 每周中,我定一天完全静默,不接电话,不见人,一句话也不说。
(选自《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湖南人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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