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可侣（Jacques Reclus）
1918年，邵可侣的右手在“一战”中被弹片击伤，从此终止了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梦想。他投身于新闻业联合工会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显露头角，这不仅仅是他的姓氏，更多的是由于他的积极行动。他为《林中空地》（1917）和《工会斗争》（后改为《斗争》，1914-1916）撰写文章。从1920年1月开始，他成为《新时代》的代理人（经理），他同时与皮埃罗博士的刊物《更远》与《无政府主义日报》合作。1923年在他的推动下，在俄国成立了一个保护被监禁革命者的组织，该组织出版了小册子《苏联无政府主义的镇压》。 这段时期，雅克·邵可侣与克里斯蒂安·考尔内森及其夫人丽莉·休白特丝住在一起，他们共同生活了好几年。“二十年代，丽莉与我的父亲确实照顾了皮雅一段时间，她是萨沙与皮埃尔·克鲁泡特金的小女儿的后代。”（引自邵可侣之女访谈录） 不久以后，邵克侣认识了旅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吴克刚（无政府主义者），旅法运动的发起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促使他加入到于1927年底成立于上海的劳动大学，该校创建了克鲁泡特金的模式：“在工厂和乡村中改革学校教育，并在教育中改变工厂和农村的想法。”应当配合劳动教育以适应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形式的来临，即一种无政府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预言。 雅克·邵可侣很热衷于参与法语教学工作。
他于1928年5月在他的朋友，律师巴斯卡尔·穆涅的陪同下抵达中国，他的朋友在印度支那遭到了驱逐。在中国，雅克·邵可侣揭露了法国官僚的腐败。不久，大学的实验便寿终正寝了。1930年，蒋介石政府在一次机构经费的削减中，学校因有人破坏而被迫关闭。他决定继续留在中国，离开上海后，转赴南京，又意外来到昆明。这是与越南相邻的云南的省会，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住宅成为自由法国抵抗分子的聚会场所（其中有皮埃尔·布勒，莱翁·扎克莱维奇等）。当时印度支那半岛已经在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 1945年，邵可侣返回北平。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直到1952年。激进的革命势力把外国人视为敌人，他被指控为受雇于帝国主义的间谍，随之被要求限48小时内离境，最终留下12岁的女儿。“我们已于1944和1948年先后两次回法国，第二次，我们呆了一年。在此期间，我去学校上学，当时我只有8岁，我忍受着许多别的孩子的嘲弄。1952年，我父母决定返回法国，我拒绝随他们一起回去。”反对外国人的运动当时充斥我的耳朵，当局不允许我和父亲一起留下，于是我被寄养在姨家，直到1979年，我才重新与父母团聚。 在法国，他的妻子黄淑义成为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邵可侣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和校阅，并担任汉学书目丛刊的编辑（EPHE）。后来，在巴黎第七大学执教。他继续从事创作和翻译，著有《太平天国运动》（1972），并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浮生六记》和《九命奇冤》，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1984年他的生命的终结。 雅克·邵可侣，这位永远年轻的人，热爱自然而成为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一生中经历了九十年的漂泊奇遇，其中充满了欢欣与失意。 （本文由作者Jean-Jacque
Gandini先生提供，胥弋翻译，中法文化之旅网站专稿，转载须经同意） 中法盛成研究中心供稿
|
埃里希·邵可侣的侄孙，雅克·邵可侣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